■童鸿杰

父亲的扁担，静卧在墙角。太阳落山的时候，它总会披上金色的外套。几十年来，这根金色的扁担，挑水挑土，挑砖挑瓦，挑菜挑瓜，一次次落在父亲的肩膀上。

小时候的夏天，每到“双抢”，父亲总是忙碌。头戴草帽，打着赤脚，父亲走在滚烫的机耕路上，肩上的扁担挑着两个箩筐。箩筐里，有时是稻谷，有时是秧苗，有时是化肥，有时是野草。等到交公粮的时候，那根扁担更是父亲的好伙伴。挑着粮食过磅，他动作利落，不慌不忙。那矫健的身影，总是让小小的我在他身后仰望。

冬天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油焖桥。那是邻近的一个村庄，里面有个榨油的作坊。去的时候是个大清早，父亲的扁担挑着两筐油菜籽，满满当当。天寒地冻的，塘河两岸空空荡荡，只有一望无际的霜，连带着父亲呼出的热气，一片白茫茫。榨油结束回家的路上，两个大大的油壶放在箩筐里，菜油的芬芳借着呼呼的北风，飘散在田野之上。那一刻，那根金色的扁担在我脑海中开始幻化出炸春卷、粢饭糕、萝卜丝饼、油煎年糕，都是童年梦寐以求的佳肴。

1982年，家中开建蘑菇房。那时候，没有机械助力，小船运来的沙子、水泥和砖块，都要靠人工去挑。父亲的扁担，在河岸与小院间日夜往返，几个月的辛劳，撑起了白色的蘑菇房。之后十年，产出的蘑菇又经过父亲的扁担，在大街小巷兜兜转转，一路售卖，换回来的钱，让我和姐姐得以上了学。

父亲的扁担也曾经送我去远方。那一年的秋天，我要去杭州上学，偏偏家中的自行车坏了，母亲就让父亲挑着行李送我到宁波。

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跟父亲顶嘴，关系不太好。所以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走着走着，过了江桥，父亲忽然跟我说起年轻时，他和生产队里的人一起去公社挑化肥的经历。那时候啊，去的人都是选过的，力气大，耐力好。去之前啊，我们都打了包票，一定要及时把化肥运到，上面的生产任务，谁也不敢耽误。几十里的路啊，大家你追我赶，一趟一趟，谁也不喊累，谁也不撂挑。饿了啊，啃一口冷馒头，渴了喝点塘河水，足足挑了三天，不负众望。

那天的父亲，肩上挑着行李，脚步飞快，说出来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感觉像塘河里的流水，悠悠荡荡。慢慢地，我感觉水边的大树，面孔变得熟悉；我看见路边的小草，样子变得可爱；甚至城市里那些陌生的身影，也开始变得可亲。

傍晚时分，父亲把我送到了宁波的姑婆家里。他跟姑婆说好，让她第二天早上把我送到火车站，然后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赶。当时，我想要跟父亲说点什么，可是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只看见父亲的背影在夕阳下远去，那根扁担细细长长的，闪着金光，像一把金色的钥匙，打开了少年的心房。

几十年光阴过去，机械渐渐替代了人力，那根扁担随着父亲在岁月里老去。它不再需要挑水挑土，挑砖挑瓦，挑菜挑瓜，就连那些香喷喷的菜油，轻飘飘的被褥，都不再需要挑起。可是我的父亲，依然放不下那根扁担，一有空的时候，就会拿起来瞧瞧。时不时，还会拿起毛巾细细地擦拭，他手上的力度格外轻，就像在擦拭一个刚出生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