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2025年4月24日，京城尚在薄雾中，蓝棣之先生永远合上了那双凝视诗歌的眼睛。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新诗研究的学者，在85岁这年悄然离去。我的手指抚过书架上那本泛黄的《九叶派诗选》，扉页上“蓝棣之编选”的字样忽而变得滚烫——那个从未谋面却以文字滋养我学术生命的引路人，就这样成了历史中的一道剪影。

蓝棣之的名字，始终与九叶诗派的研究紧紧缠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这群被历史尘封的诗人尚未被主流文学史重新打捞时，他便以一篇《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叩开了学术界的门扉。彼时，他如同一位执拗的考古者，在故纸堆中翻出袁可嘉、穆旦、郑敏等人的手稿，将散落的珍珠串成诗史的项链。他主编的《九叶派诗选》不仅首次系统呈现了这一流派的创作全貌，更以独到的解读，为后世研究者搭建起理解的桥梁。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1980年代那个炎夏的故事：蓝棣之带着学生奔走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汗湿的衬衫紧贴着脊背，只为复印袁可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于《大公报》《文学杂志》的诗论。这些纸张脆薄、字迹模糊的文献，经他整理后汇编成《论新诗现代化》，成为研究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文献。他曾在文章中回忆：“袁可嘉先生嘱我‘客观地介绍背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这份嘱托的背后，是他对学术求真近乎虔诚的坚守——即便面对杭约赫对《复活的土地》受《荒原》影响的否认，他依然坚持将“影响研究”的锋芒刺入文本肌理，直面诗人创作心理的复杂褶皱。

蓝棣之的学术目光始终带着精神分析的锐利。在《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中，他像一位手持柳叶刀的外科医生，剖开文本表层，探寻鲁迅《狂人日记》的“呐喊”背后潜藏的文明焦虑，或何其芳《画梦录》中梦幻与现实的角力。他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却不囿于机械套用，而是让理性分析与诗性感悟交融，正如他评价袁可嘉时所言：“智力与明晰中流淌着对诗的敏感”。这种独特的批评方法，使得《九叶派诗选》的序言不止于流派梳理，更成为解读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密钥。

他对袁可嘉诗论的阐释尤为精微。在《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中，他敏锐指出袁可嘉“新诗戏剧化”理论的双重渊源：既承袭了瑞恰兹的科学化批评体系，又融合了艾略特“感受力统一”的诗学理想。更难得的是，他始终警惕将“影响研究”简化为“舶来品”标签，而是强调九叶派诗人如何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意象嫁接，让卞之琳的“断章”与冯至的“十四行”成为新诗现代化的内生性基因。

蓝棣之的学术生涯中，袁可嘉始终是灵魂对话者。他在《我所接触到的袁可嘉先生》中写到，袁可嘉晚年谈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论时，曾感慨“诗歌理论明显落后于实践”，而蓝棣之的整理工作恰似为这段被遗忘的对话按下重启键。两人书信往来中的细节更显温情：袁可嘉将书稿交给这位后辈时，特意叮嘱“不必避讳批评”，而蓝棣之在专论中既赞其理论体系的严谨，亦直言其早期诗作的“浪漫主义余痕”。这种亦师亦友的坦诚，让学术传承超越了冰冷的文献考据，成为两代学人精神血脉的延续。

作为教授，他的课堂同样充满诗性。在清华园，他将“症候式分析”化为一场场思想的冒险：带着学生从穆旦《赞美》中的“荒原”意象追踪到奥登的战争书写，又从郑敏的《金黄的稻束》中析出里尔克式的沉思气质。有学生回忆，他总爱在讲至酣处吟诵诗句，声音沙哑却饱含热忱，仿佛要将每个字钉进听者的灵魂。这种将学术化为生命体验的教学，让九叶诗派不再只是文学史章节，而成了鲜活的“人的文学”。

今日重读蓝棣之1988年与陈雷合著的《诗的方式：喧嚣与骚动》，仍能触摸到他对诗歌未来的殷切期待。面对“第三代诗人”的“迷惘与混乱”，他既肯定其“生命真实的悸动”，又忧虑“牛仔服式的乔装打扮”。这种审慎的乐观，恰似他学术生命的底色——始终相信诗歌会在喧嚣中沉淀出真正的黄金，正如他坚信九叶诗派的价值终将被历史认领。

先生离去时，书桌上或许还摊开着未完成的文稿。那里可能躺着对辛笛晚年诗风的考辨，或是对“朦胧诗”与九叶派精神谱系的重新勾连。但更珍贵的遗产，早已埋藏在他编纂的诗选、撰写的论文乃至那些发黄的复印稿中：那是一个学者以毕生之力绘制的新诗地图，上面标注着无数待解的密码，等待后人沿着他拓荒的足迹继续前行。

此刻，我的指尖仍停留在《九叶派诗选》的封面上。蓝棣之的名字静静躺在编者栏，如同一位隐于诗行背后的摆渡人。或许，真正的怀念不在于泪水的重量，而在于我们能否如他那般，在历史的风沙中辨认出诗的精魂，并用学术的烛火，照亮更多未被言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