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翔

日前，廉洁四川《忏悔实录》栏目披露了四川稻城县原副县长王顺民收受“感谢费”的细节。他是这样忏悔的，“久而久之，‘感谢’我的人也就多了，自己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思想破防，初心丢失，错误的价值观淹没了廉洁的底线，拒腐防变的堡垒逐渐坍塌，把收受‘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视为盈利分红，主观认识上错误地将违法合理化，对纪法缺乏敬畏，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最终酿成大错。”

感谢费，顾名思义，是因感恩答谢而产生的费用。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比如，对于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困难时被人施以援手等，受恩者常以钱物报答恩情，而施恩者通常也会接受。这种朴素纯粹的感恩，是一种美德，被社会认可。但这种来往，并不能照搬到官场，否则，涉事官员就会像王顺民一样违纪违规，甚至因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不少。有因利益关照产生的“感谢费”，如陕西省自然资源执法局原局长陶虎生，利用职权帮助朋友收购煤矿，一次就收了200万元“感谢费”。有因提拔使用产生的“感谢费”，如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委原书记曹光亮，在干部使用上明码标价，相关当事人想获得提拔或重用，就会识趣地给曹光亮送去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感谢费”。有因信息交换产生的“感谢费”，如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政协原副主席唐小锋甘当“商业间谍”，借上厕所用老人机传拍卖底价，一次获得700万元的“感谢费”。还有因“吃拿卡要”产生的“感谢费”，如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原四级调研员毛泰山借拆迁之机，收取10多户搬迁户所送“感谢费”53.8万元……

这些五花八门的“感谢费”，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办了不该办的事，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受托人在提拔使用、项目审批、工程承包等方面违规操作，大开绿灯，获利人“投桃报李”，以示“感谢”；另一类是不办该办的事，利用职务便利“吃拿卡要”，把应该办的事，说成难办，拖着不办，甚至在执法裁量上选择性地办，动辄“研究研究”，逼着办事人“意思意思”。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前者如“阎王”，位高权重，收取“感谢费”如同囊中取物，危害极大。后者似“小鬼”，把小微权力滥用到极致，面目可憎。

“阎王”也好，“小鬼”也罢，他们喜欢给受贿冠以“感谢费”之名。一是觉得，为人办事，收受“感谢费”，名正言顺；二是认为，对方得了好处，送“感谢费”，情理之中；三是认为，收取“感谢费”你情我愿，安全可靠。正是因为这些变味的施恩心理、不会出事的侥幸心态，让违法乱纪的“感谢费”送得自然、收得安心。这种以“感谢费”之名收受贿赂的做法，无论借口多么巧妙，感觉多么靠谱，都见不得光、上不得台面，改变不了违法乱纪的事实，最终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中国有句谚语，“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党员干部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受之托是党和人民的嘱托，所忠之事是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干好工作是本分，为民服务是宗旨，又何来“感谢费”之说？切勿像王顺民那样，把受托的对象搞错了，把初心给忘了，最终在“感谢费”上栽了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