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

以地方志为核心的地方史志文献，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

编纂地方史志制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地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文献，称为“图经”，用以介绍地方的情况。从隋代起，郡县佐官从此前主要由地方长官自行辟置，改由朝廷直接任命外地人担任。地方职官制度的这一转折性变化，成了推动地方图经发展的重要原因，图经成为地方郡县长官出于行政需要、了解一地情况的重要政务工具书。唐代各地普遍编纂图经。到宋代，图经编纂全面铺开，并形成制度化。同时它的体裁也慢慢演变，介绍性文字越来越详细，形成了以文为主、图为辅的体裁。文也就是所谓“志”，所以到了宋代，图经被改称为“地方志”。

当然，地方志不仅仅是官员们管理地方的政务工具书，它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人口、贡赋、物产、风俗、教育、人物、寺观、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内容，是我们了解历史时期各地政治、人文、经济等情况最为重要的文献。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马光祖为他所主持的《建康志》作序，就称地方志书“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而是要从“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比他稍早一些的郑兴裔为《合肥志》作序，也说地方志书的编纂“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生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总之“盖有激劝之意”。地方志书因此成了人们主动建构一地文化传统的工具。

宁波在我国地方志编纂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宋元四明六志是我国现存一地范围内唯一的宋元时期连续性的地方史书，更何况其中核心的《（宝庆）四明志》还保留有宋刊原版，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

历代宁波乡邦士人为保存、传播这几部极具文化价值的地方志书做出了不懈努力。清咸丰年间，鄞县藏书家徐时栋收齐了宋元时期宁波地区的六部志书，即《（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与《（大德）昌国州图志》，于咸丰四年（1854年）起，在自己的藏书阁烟屿楼聘工开刻，大概到同治七年（1868年）完成六志的刊印，这就是著名的“烟屿楼宋元四明六志”。

但旧时雕版印刷的书籍，出于流传、保存与印刷过程中的种种原因，常常存在错讹，严重的甚至可能影响书籍的使用，所以前人无不重视对书籍的校雠，宋元四明六志也是如此。徐时栋的友人陈劢就说“惜其中脱讹触目皆是”。所以在完成刻印后，徐时栋就与陈劢、董沛等一些地方士人，利用六志的各种版本，进行了仔细校雠，最终完成校勘记31卷。

19世纪末期，天下动荡，徐时栋等宁波地方士人不畏艰难，终于完成了宋元四明六志的刻印与此后的校勘工作，不仅保存了乡邦文献，更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化创造工程。

2011年，宁波市政府决定编纂出版《宁波历史文献丛书》，截至目前，在有关部门与相关专家的帮助下，已经出版11辑52册，其中第10、第11两辑共8册，影印出版了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由徐时栋等人完成的《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并附有完整的31卷本《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填补了宁波方志史研究资料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献版本研究、方志辑佚研究、人物研究等学术价值。

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唐宋之际，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渐次进入快速发展行列，经济、文化地位迅速上升，“衣冠日隆”。并逐渐建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学术传统，对区域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名人贤士层出不穷，他们的遗泽深深渗透于家乡的文化土壤之中。地方士民日常饮食起居，浸润于无声之中而不自知，其受之于先贤者实惠莫大焉。积极传播前贤的这些文化功业，对于当今地方文化建设，必可期事半功倍之效，这就是《宁波历史文献丛书》影印出版《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与《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