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丹文

为什么会想起写这篇题目看似大而无当的文章？缘由是去年暮春时节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当时，文尖送了我这本《倪文尖语文课》。那次聚会，宴设上海中山公园的来福士广场。从餐厅的窗口望出去，是当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爬满青藤的塔楼，少年张爱玲曾在这里就读。后来，看了文尖的书，知道他早年对张爱玲很有研究，书中选了《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对不同时代两位上海女作家作了比较研究。

那天，除了七八位同学，还来了一位神秘嘉宾，我们大学时的老师宋耀良先生。席间，大家回忆起在座的包括文尖在内的许多同学，曾在课余被宋老师叫去开读书会，“私淑”一番。后来有知内情者告诉我，这是个了不起的源头，现在“本科导师制”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已推行了二十多年。

这让我不由得感慨，我们何其幸运，遇上这么多奉献负责、不计名利的良师。

文尖成名很早。1988年，当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还少不更事之时，他就在《读书》上发表了《不要忘了林语堂——读〈京华烟云〉》这样的力作。第二年，他发表了《单凭才气创造不出划时代的巨作》，质疑当时风行海内外的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文尖提出，“那个时代的小说难免带有初始阶段的印迹”。那时的文尖，也许可用流行歌的一句歌词来概括：“年少轻狂却有为”。

文尖的大红，是在最近几年。人们在B站上见识了这位上语文课的“UP主”，他在网上娓娓而谈，收获粉丝无数，被戏称为“倪大红”。其时在语文学界，文尖早已是重量级人物：他曾参与国家统编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等工作，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等系列助学读物也很有影响。

北大教授吴晓东如此评价他：“文尖是少有的在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上都下过真功夫的学者，而且是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当大学里的教授们忙于科研忙于发论文，而文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给学生们上好课，最大限度地尽一个师范大学教师的天职和本分。”此言不虚。

文尖的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文坛一些大家的经典之作的重读，它们中有一些是专门的文学评论和线上线下讲课的精选。而另外一些，则是他对一些语文经典的批注。

用旁批的手法，看上去有些古老，但也显现文尖的良苦用心。这种直面文本的方法，其实彰显着他对语文学习的理念，那就是把阅读文本作为“发现、发明，乃至创造性”的过程。他提出，阅读要无限“接近文本、读通读透文本，甚至超越文本”。这很不简单。

四五十年前，我们上语文课，往往分析概括出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便完事大吉。而文尖提出的“阅读诗学”，也就是他心中的“读通读透”，不仅要捕捉文本一个或多个中心，还要考虑“如何抵达文本意义世界的核心？如何构建整体性视角？如何探知到文本的核心意义？是否真正触及文本的灵魂？”我个人认为，文尖提出的这种阅读，其实是一种有想法或者说带着疑问、带着思想的阅读。他曾说，“阅读的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技术，关涉的是如何体贴人心、沟通心灵、抵达灵魂。”

在书中，文尖意外地用了两篇文章来解读朱自清的散文经典《背影》，并以此说明此文为什么是灵魂之作。

在一般人心中，《背影》传达的无非是一种淡淡忧伤之下的父子情深，特别是当肥胖的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的那个著名的“背影”场景，让人动容。但通过文尖的条分缕析和步步考证，我们得知文本之外的另外一些“背景”——其实这对父子是有过矛盾的。比如父亲纳了妾；年轻时朱自清在家乡教书，父亲竟让相熟的校长，将儿子每个月的薪水发给自己完全支配。以这个“背景”来读这篇文章，就很有意思了。而且，文尖考证出这篇文章作者预设的第一读者，竟也是他的父亲。

朱自清的弟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当开明书局的朱自清散文集《背影》寄送到家时，“父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倚靠在小椅上，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诵读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停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文尖说，1924年朱自清写了篇小说，曾让他爹气得加深了矛盾。而这篇《背影》，显然让父子得以隔空对话，从而生前和解。

当我们以超越文本的姿态来读《背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纯粹的父慈子孝，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多大程度上存在？很多时候，像父子这样的关系，在现实中往往是五味杂陈。在文中，文尖的解说十分到位：“《背影》解读的宽度，就是你我生活的宽度、思考的宽度。”

语文学习无非是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倪文尖语文课》重在阅读，重在文本。我倒希望倪教授有空谈点如何写作，我想如果文尖动手，也会从思想这一角度来定义写作。因为他说过，“语文，应在‘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和‘如何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相统合的高度上重新定义，重新出发”。而个人以为，通过母语写作带来的思考，正是中国人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的必然过程。文章形式或文字上的“花拳绣腿”，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不值一提，机器可能会穷尽人间最美好或最动人的词语。相比之下，思想则将难能可贵。

毋庸讳言，网络上言论偏激者不少，就事论理有时没有市场；不讲是非逻辑，只论立场喜好，大有人在。我个人以为，都是从小没有好好学习语文，没有学会思考。如果我们一味去迎合网络上的“短平快”和碎片化，那么，良好的网络公众话语平台就不能形成。文尖也说，语文的范畴是大于文学的，“社会运用”与“文化传承”“精神修养”“现代思维”“语文才能”等同等重要。网络，是语文社会运用的重要之所。

要实现文尖的语文教育理想主义的目标，其实需要社会对语文教育的全面重视和理念上的根本改观。今夏高考后，有人发文比较中法高考作文题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高考作文看重的是“修辞”或“引经据典”，要求观点准确，并与一些时事挂钩。而法国的高考题则更多地带有哲学思辨，如“文化可否让人更具人性”“文化多样性是否阻止了人类的团结”等这样的题目，是可以得出不同的观点的，考验的是逻辑思维与判断能力，注重的是推导的过程。

往往，每次高考过后，我们能在媒体上发现这样的消息，某地某教师押中了作文考题，或某篇文章与高考作文的题旨不谋而合。个人认为，对考生而言，押中是一种偶然性。而且押中考题的考生，拿到高分，无非最后写了一篇前有范文且中规中矩的“普通话”式的文章。而类似法国高考这样的语文考题，却体现了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当然，高考生要关注时事，无可厚非。但高考语文出题与时事若有太多太深关联，有时会是一种不公，人不可能把所有信息收入囊中。

话扯得有点远，对文尖而言，他心中理想的语文教育是要“落实到智慧学特别是人性向真善美的进步上的”。他进而提出，“一个好的语文教师要管学生三十年”。

这样“管三十年”的老师，在我们的大学生涯中，遇到不少，比如前面所提的宋耀良师，以及前段时间仙逝的夏志厚师。他们或多或少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也基本锚定了我们的价值取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了语文教育在启智方面的重要性。

我大学的另一个同学夏吉林，一生闯荡，谋职无数，临近退休，重出讲台，做了一个“说文开智·夏老师”的视频号。主题就是解析汉字，发现汉语的智与美，进而传播中国文化。

再回到文尖的这本书，师妹毛尖调皮地宣称：“他，改变了语文。”而我们一帮人则起哄：“文尖，你说已经改变了吗？”事实上无论如何，语文需要改变，同志更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