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峰

继推出长篇历史小说《风定鄱阳湖》后，符利群不久前又奉上了新作《风隐者黄宗羲》，至此她的“明大儒系列”隐然成形。

本书描写黄宗羲中年后厕身儒林、著书立说的经历，围绕他与一代信史《明史》的因缘，展开了大儒、小民、帝王间的一段段传奇故事。

大儒的担当

抗清失败后，黄宗羲返回故里，并不是漱石枕流的闲居，而是课徒授业，著述以终。“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他始终执着于对公道人心、公正秩序的追求，传播经世致用、经世应务的学问体系，怜恤草根小民的卑微，力挽朝代鼎革的狂澜。

黄宗羲在宁波为弟子们授蕺山之学，听者云集。其“工商皆本”“经世致用”的言论受到了当地一些老先生的责难，一场激辩由此展开；他登临天一阁，抄阅大量珍贵典籍，并与阁主人进行了如何让藏书实现更大价值的探讨。多年后，黄宗羲写下了著名的《天一阁藏书记》。

小说描写了黄宗羲与大量文人的交集，如钱谦益、顾炎武、吕留良、万斯同等，还有来自官方的叶方蔼、徐元文、徐秉义等人，通过这些交集，阐明了黄宗羲的一系列政治倾向和学术主张。

在史学领域，“百卷纬书真绝学，千秋国史附江东”，正是其研史之姿态。黄宗羲对清廷《明史》的参与，是其文化责任感的体现。“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勿使淆乱是非、颠倒黑白。”修不修史，已不是仕不仕清的问题，而是更沉重的千古抉择。

小说通过多视角叙述，虽时空交错，但有条不紊，树立了一生壮志未酬却留下不朽之思想的旷世大儒形象。

小民的挣扎

明末清初朝代鼎革之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各式小民也在其特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严秋毫，本名庄秋毫，是湖州庄氏明史案的幸存者，一个身无分文、手无缚鸡之力的小民。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湖州庄家报仇，为冤死的亲人报仇。

黄宗羲与严秋毫陌路相逢不光有“一饭之恩”，还让小民记下了大儒的教诲：“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几年后两人再次相遇，这一次让严秋毫真正认识了黄宗羲，他听取了大儒教导的安身立命之法。《明夷待访录》让他开启了跌宕起伏的人生。

王士元，倒过来读“原是王”，他是真正的朱三太子，明亡后彻底沦为遗民、小民。他是黄宗羲在海昌讲学途中救下的“落魄异乡人”，也是四明山清源寺遇到的“山中僧”空心。

书中描写他与抗清志士、永忠道大当家许山的女儿许舜华有一段情感纠葛，笔法细腻、生动，是小说的一大看点，就像肃杀氛围里的一抹绿色。

最后一次在船上遇到黄宗羲时，大儒解答了他长久萦绕在心头的疑问，王士元上岸走了。所有前朝的记忆，也与他的出走一样，渐行渐远。

三场对话

藏在小民严秋毫身上的《明夷待访录》不慎被外人所获，辗转到了康熙的手中。

于是，大儒与帝王就发生了关联。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康熙虽没有将其治罪，但内心不可能没有波澜，这就为作者提供了某种颇具说服力的想象空间。

自从严秋毫意外地成为翰林院小供事起，小说剧情开始双线推进。一边是严秋毫找机会接近康熙行刺，一边是朝廷开博学鸿儒科推动编修《明史》。由于修史艰难，请江南大儒黄宗羲出山主持修史是众望所归，先是叶方蔼等史官私人恳请，然后是皇帝征召，皆被婉拒……

随着剧情的发展，严秋毫两次刺杀康熙未遂，被下了诏狱。

黄宗羲与万氏叔侄等黄门弟子决定参与修史，理由是“国可灭，史不可灭；明可亡，明史不可亡”。于是便有了黄百家赴京修史、万斯同“布衣入史局”。在修史过程中，明史馆每遇重大学术疑点和悬案，总要千里传书，向远居余姚化安山的黄宗羲请教。

在小说后半部分，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三场对话，来补叙某些史实。

一是康熙与严秋毫的诏狱对话。

严秋毫自知必死，说出了胸中所有的积忿，没想到被康熙驳倒，自己的英雄义举转眼成了卑劣勾当。后来严秋毫被康熙特赦，令赴余姚陪侍黄宗羲，抄录书籍史料，做史局的传信人。

二是康熙与黄宗羲的杭州法相寺密会。

这场少有人知的“密室谈兵”，双方坦诚相对。这场密会，让康熙终于明了黄宗羲心中拂之不去的幽怨，一句“国史非公莫知，公死即是死国之史”让康熙释怀，也让黄宗羲的苦心孤诣有了着落。

三是黄宗羲与王士元船上对答。

这次对话，让王士元得到了“大明因何而亡”的答案。黄宗羲深刻剖析明朝末期的腐朽，这是深陷国仇家恨的崇祯后人所无法看清的。

小说最后，一代大儒在严秋毫与许舜华的陪伴下风隐化安山，潜心著述，清冷的龙虎山堂顿生暖意。寒花待春，暗香漫溢，早春的脚步正从远方踏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