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这是一心的第三本散文集。她早期的散文，给人的印象是文笔洗练、文采斐然，字里行间透着一种传统美文的端庄与雅致。如今，她的写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与特色，散文不再只是才华的铺陈，而是生命经验的沉淀与发酵。

如果说前一部散文集《月亮行走在荒原上》是她在柴达木盆地的童年记忆，《向南以歌》则是她向第二故乡宁波的深情献礼。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南曲”聚焦宁波小镇的市井日常，通过老街早市、邻里交往等细节，展现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第二辑 “行吟”以甬山、广德湖、桃源书院、半浦渡等或存在或逝去的宁波地标作为载体，挖掘宁波历史文化的纵深与价值，且行且吟，深情回眸；第三辑“琴歌”延伸至南方其他古城，如常熟、临海等，探寻历史文化名人与地域文化基因，为南方的万千风情留下温润的注脚。

一心与江南缘分的种子，早在孩童时代便已埋下。她向往古典诗词里的江南——青砖黛瓦，水墨氤氲，万物青葱蓊郁。后来如愿以偿来到宁波，才发现真实的江南不仅有烟雨朦胧的浪漫，也有四季分明的严苛——夏季的酷热、冬季的湿冷，还有那初来乍到时难以逾越的语言屏障。然而，正是这些“不适应”，反而让她的融入显得更加珍贵和彻底。

在横街小镇生活的三十年，是她将异乡一点点活成故乡的三十年。她写镇上的老街和商铺，写那些斑驳的门板和晨昏时的吆喝声，写早市里的各种色彩、声音和气息，写镇上的原住民，也写从不同地方迁徙而来的人，那些都是被时代浪潮推着走的普通人。尤其是《小镇之年》里的邻家阿姆，原本住在山岙里，后因修建水库，村子被征用，她便搬到了镇上的新小区。四时的节令吃食、红白喜事的规矩，还有其他那些渐被遗忘的民俗——作者对宁波最初的认知，都始于阿姆的启蒙。正是阿姆们的存在，让一心在遥远的异乡感受到了温情。她默默观察了小镇居民很久，然后才将他们写进书里。她的目光是平视的，笔触是温和的，可以说，一心以细腻绵密的笔触，勾勒出了我们集体记忆里的故乡与人群。

读她的文字，会发现她对宁波的熟悉程度，简直“比宁波人还宁波”。桃源书院的历史底蕴、中塘河的悠悠水韵、宁波名人的风骨事迹，她都如数家珍；清明的乌饭、端午的碱水粽、立夏的“脚骨笋”、鲜咸的海鲜、山野中的荠菜和草籽，乃至那风味独特的臭冬瓜，都在她的笔下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清明种六谷，处暑好收齐”“黑饭麻糍青金团，清明祭祖到坟头”等民谚，信手拈来。这不是猎奇式的书写，而是一个真正生活其中、热爱其中的人，对一方水土发自内心的认领与归依。

在横街小镇的中学里教书，一心过着宁静恬淡的日子，“小镇生活”赋予她的，是一种不急不躁的观察姿态和从容书写的定力。她的文字因此有了一种难得的静气——不喧嚣，不张扬，却在平淡中见深致，于细微处显情怀。她写一位母亲得知孩子旷课时的情景：“她听我说孩子旷课，满脸怒容，转身指着男生噼里啪啦一阵训骂。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感觉到她凌厉的声调，似大雨降落，掷地有声。”方言不仅没有阻碍她捕捉人物的神采，反而让那种“听不懂却感受得到”的画面更具张力。这正是她作为写作者的敏锐所在。“河是液体的时间，它的行走就是时间的行走，川流不息”“守家的老人无事可做，日子失去了弹性，被无限拉长”“普通人乏味的一生，需要用一些仪式来增添新鲜度和存在感”，这些富有哲思的句子俯拾皆是。

如果说“南曲”一辑盛满了小镇的市井烟火，那么在“行吟”与“琴歌”两辑中，作者像是一位背着书卷的独行者，在南方的大地上走走停停。沿途的山川、散落在地方志里的逸闻、沉淀在古建筑里的兴衰，被她一一拾起，编织成一幅绵密的文化锦缎。她写历史深处的故人，尤为动人。柳如是的一缕青衫影，在常熟的烟水里若隐若现，那个明末清初的奇女子，才情与风骨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她不再只是史书里的几行墨迹，而是一个活过的、爱过的、痛过的灵魂；写翁同龢，两朝帝师的命运跌宕起伏，书卷气里裹着家国忧思；写黄公望，一卷《富春山居图》背后，是一个老人对山水的痴绝；写吴均，南朝的一封书信里，藏着“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澄明心境，那是历经坎坷后对官场名利的疏离与放下。这些被作者写进书里的山水与人物，也因此有了新的生命——在纸上，继续着他们的故事。

三十年来，一心默默地阅读、写作，也踏踏实实地尽好教书育人的本分。站在讲台上，她是学生口中那个“把语文讲活了”的老师。她也经常参加本地作协组织的读书活动和公益讲座，台上的她，言语如泉水，清澈而有力量。她从不张扬，也不自矜。她只是用文学默默地浸润自己，像南方的雨，无声地渗进泥土，然后让生命从里面开出花来。

《向南以歌》的意义，不仅在于奉献了一本优美的南方文化散文集，更在于展现了一个生命个体如何通过文字与善意，跨越地理与文化的鸿沟，在异乡的土地上深情地扎根、生长，最终在纸上为自己也为读者找到了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