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吹号照的幕后故事

■李广华

国庆黄金周,重读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温那段危难艰险、浴血拼搏的岁月,于心灵而言,是一次激励和净化。

《西行漫记》封面选用红军战士吹冲锋号的照片。画面里战士身姿挺拔,头微扬,腰挎手枪,号角上扬,给人一种英武振奋、号声有力的感觉。这张照片在中国革命史、摄影史上知名度极高,许多人即便没读过《西行漫记》,也见过这帧影像。

书籍选用此照做封面,足见其重要。而打开书籍的内页,前面有一组照片,第一幅仍选用这张吹号照,这就显得非同一般了。红军吹号照,名为《抗战之声》,明确地点出了照片的主题。

书里的《抗战之声》,比封面那张要素更齐全。除了号手外,右边是一面迎风飘扬的红军军旗,可以清晰地看到红旗上的红星,还有穿过旗杆部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近景有古城的废墟,远处是一片山丘。

从摄影艺术来看,照片主题鲜明、构图均衡,人物神态坚毅有力,很容易把观者带回烽火岁月,堪称新闻摄影的传世经典。斯诺不只是一位优秀的文字记者,同时精通摄影与影像记录。西北之行,他拍摄了大量珍贵图片与影像,为红军留存下鲜活的历史档案。

斯诺是第一位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向世界客观报道了西北红色根据地的情形。他1928年来到上海,作为记者遍访中国多个地区。去陕北之前,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了两年教授,有了一定的中文基础。1936年6月至10月初,他到西北采访近四个月。我们所见到的文章是他为英美报刊所写的通讯报道,曾引起轰动,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在英国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

这张珍贵的《抗战之声》是在哪里拍摄的?又是如何拍摄的呢?

1936年8月,斯诺冒着风险从西安辗转进入陕北保安采访,随后奔赴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城镇——预旺堡(今属同心县),采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采访是在前县长的一座漂亮公馆内进行的,采访间隙,他从二楼阳台朝下张望:“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飘落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西行漫记》)。”

这是斯诺书中,第一次关注到号兵和军旗。应该说,能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采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采访的问题都特别重要,是事先准备好的,可在采访间隙,号兵们的训练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斯诺第二次写到号手是在另一章中,他写道:“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据《西行漫记》)。”

他注意号声已经有几天时间了,也做了细致的观察,他一直在构思,好不容易找个号手们训练休息的间隙,做了采访。一名战地记者想要拍出理想的照片实属不易,其过程必然蕴含着不停地思考和设想,要等待时机、考虑光线,等一切成熟了才能按下快门。特别是对斯诺这样的“三栖”(文字、摄影、摄像)记者来讲,采访时各种手段会同时运用,相互交织,一个好的主题,构思在脑子里不知会酝酿多久。

那么,《抗战之声》是这两次中的哪一次拍摄的呢?拍摄的人物主体又是谁呢?书中并没有交代。其实,这张照片,后面还有一段传奇经历。

1936年,在红军中采访了近四个月的斯诺,急欲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拍到的影像,公之于众。返回西安的旅程,费尽周折。抵达西安下卡车时,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大包不见了。“在那个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本,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的一个麻袋里,一起卸在我们旅程后面二十英里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西行漫记》)。”第二天,卡车又返回咸阳,找到了包裹。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包裹里就有《抗战之声》的胶卷。当时,南京国民党方面在路上设有检查站,如若被发现就麻烦了。

照片面世后得到迅速传播,对中国军民抗战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人们给予这张照片高度的赞美和评价,但并没有在意真正的号手是谁。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逝世。同年5月,《人民画报》为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刊发一组照片,《抗战之声》亦在其中。

江西兴国县走出的谢立全将军,当时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在画报上看到照片里的人物,正是当年的自己,非常高兴,便买了一本《人民画报》。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谢立全,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几天前,国民党骑兵袭击红军驻地,抢走很多物资。上级命令他带领两个连的兵力夺回物资,谢立全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红军总部特地奖励他一套新军装。确认照片中人是自己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不是号兵,是营总支书记。斯诺见他身体健壮、军装整齐,拉他去当了一回模特。他还对后人讲:“这张照片是历史的产物,一定要谦虚谨慎,不然是要跌跤的。”

这张《抗战之声》,从拍摄至今,已走过九十个春秋。宁夏同心县城广场,矗立着以《抗战之声》为蓝本的号手雕像,背景是《西行漫记》书墙,向人们昭示着抗战烽火的难忘记忆。当年的拍摄原址,如今也成了人们参观旅游的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