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燮钧

那时的县中，还在环城北路，护城河正好在这里斜着拐过来。阳光穿透梧桐树宽大的叶子，打在风尘浸染的大门上。大门方方正正，不动声色，就像不动声色的校长。走进大门，也是一条梧桐夹道，一边是操场，一边是一排黑板报，好像是各教研组的老师亲自出的，书法、排版、花边，都精巧而雅致。我曾看见一个矮小而精悍的副校长，在这里亲自写稿，挥斥方遒。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武全才，手风琴拉得很好，打篮球的时候，弹跳很高，往往一投中的。

那时候，我是带着一袋米、一罐酱油花生来读书的。我当时的目标，是考上中专，但相差一两分，最后落到了县中。

寝室在东南角，原是一幢苏式凹字形的二层教学楼，青砖的外墙，砌得整整齐齐，走廊上铺着石板，木头的楼板，木头的楼梯，每天都能听到咚咚咚的响声。我们的寝室在楼下，是东南角的一个教室改造的，通间大寝室，南墙上有三个窗口，窗下是六排床铺，东西相对，夹出三条甬道，全班的男生大概都在这里了。寝室也是吃饭的地方，一放学，大家飞快地跑向食堂。每个同学都有一个长方形的铝饭盒，自己淘米蒸饭，盖子上编着号码，菜也很少，无非是胶菜什么的，还得排长队，但我们并不挑剔。吃饭的时候，寝室里熙熙攘攘，就像自由市场，有的单个吃，有的三五成群，拼菜，大家有说有笑，时不时哪个角落会发出尖叫，那一定是大家一哄而上了。

晚饭后，有一段较长的自由时间，有的洗衣服，有的去操场打球，而我，大抵会去阅览室，翻翻各种报纸杂志。阅览室在三楼，在与校门正对的一幢楼上，是不是叫行政楼，记不清了——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不从正门进去，我们是从北侧的一个楼梯上去的。高二的时候，我们的寝室调到了这边，就更方便了。我每天都去，看心仪的杂志是否到了，想着先睹为快。这里的寝室是十人间，楼上是女生，楼下是男生。女生泼水，把我们男生晾着的衣服弄脏了，楼上楼下吵了起来。有一个女生，像大姐姐一样，端着脸盆，帮我们重新洗了一遍。睡觉前，男生大抵会谈论女生，谁谁有三条裙子，谁谁的辫子上缠着彩色的橡皮筋，谁跟谁在搞小秘密，自修课传纸条。有一回，上《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课，我们寝室意犹未尽，熄灯了还在讨论，被那个矮矮的副校长抓住了，勒令我们起来，连夜成立一个“《红楼梦》研究会”。

县中的大门虽然会关闭，但传达室可以自由进出，不需要登记，也没人过问。传达室里，每个班级都有一个报刊箱，吃了晚饭，宣传委员就会去拿报刊和信件，报刊都是同学个人订的，体育类的最多，大家互相传阅，看到激动处就大喊大叫。我订的是一本叫《戏文》的杂志，喜欢看剧本和越剧名家的故事。有一次晚自习的时候也在看，班主任几次走过我身边，终于忍不住，敲了敲我的桌子。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教历史，长得黑黑的，那时也不知道他三十岁还是四十岁。三十年后再去看他，还是那个样子，才猛然醒悟那时他应该才二十几岁，他嘿嘿一笑：“这叫一步到位！”

那时候，周六下午、周日都是自由的，我们经常去逛街。县城很小，只有一条解放街。出了校门，向西一拐，就是工人路。站在护城河的桥上，向北看去，工人路的西边，就是我们的大操场，是我们县里第一个标准田径运动场。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床就去排队跑步，四列纵队，跑在煤渣上，尘土飞扬，再洁白的跑鞋，都会黑不溜秋——那煤渣，正是从我们食堂的灶膛里铲出来的。向南望去，西边是小山墩，那时除了一个纪念碑，没什么好看的——据说，清朝时这里是文蔚书院。现在，这里建了一个文昌阁——我总觉得这是为了纪念县中，因为后来县中和大操场都拆了，但县中的文气却聚在了这里。走完工人路，就是解放街，有很“古老”的梧桐树，树枝苍劲，枝叶交合，繁阴满地，碎金斑驳。附近有个新华书店，值得一逛。那时翻书颇不方便，须得指给店员看，他才从书柜里拿出来。后来，书籍总算开架了，我就常在这里逗留，翻过很多文学名著，还忍不住买了一本钱谷融主编的关于现代文学的书，让我之后去读中文系的时候，颇显才气。

我是在高二下学期分到文科班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视文科班为归宿。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快乐的高中生活。对成绩排名，是懵懂的，知道一些，又没人给我们强调。放假时，该逛街还是逛街，该打球还是打球。有一次周六晚上突然断电，老师还让我们去看电影，说是名著改编的。我原来的数学老师，往往在课堂上没讲几句，就把粉笔一扔，让我们自己做题，我最怕他把我叫到黑板前。分班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个老太太，瘦得风能吹倒，上课的时候，两副眼镜不断地戴上摘下，每节课要写几黑板，一步一步都写出来，就这样，我的数学也不错了。

既然是文科班，自然要文采蔚然。我们还办了个班刊，刊名叫《转》，非常炫。我们自己写稿、刻蜡纸，借了学校废弃的手工油印机，刷一次，印一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装订成一本三四十页的班刊，发表者每人一份，油墨的味道弥漫在教室里，大家争相传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谁都没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也没有一个老师来阻止我们。我记得我也有一篇文章被录用了，标题类似《改良我们的学风》，学的是伟人文章的笔调。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

后来，县中迁到了北二环。机缘巧合，我二十五六岁时，曾在那里工作过一年。视角不一样了，滋味也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校址变成了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院，装修一新。有一次，操场的门开着，我散步进去，站在芭蕉树边，对着我住过的宿舍楼——现在该是硕士、博士的寝室吧——整整站了十分钟。没有谁知道，一个双鬓染秋的“老汉”，站在那里干什么。

现在的县中，在新城边缘的文蔚路上——到底难舍文蔚的名字——红楼乌瓦，犹如宫殿。大门高耸，但已门禁森严。我几次看见家长往里递吃的穿的，说不上几句话，孩子就往里跑去。我也曾去给学弟学妹们做过几次讲座，看着他们匆匆奔跑的身影，感慨万千。走出大门，我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我找不到曾经的那个少年了。

似乎又不仅仅是那个少年，还有那个老门头，那个大操场，那条解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