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书名《唐诗传》，“传”在这里有两重含义，既是从训诂和考据着手的诗歌阐释，更有《史记·列传》般为诗人立传的意图。我尤其关注的是人的境况，即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这个时代里普遍的遭遇和处境。

唐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过活？用对唐人生命世界有着深切体认的诗人闻一多的话来说，大概不外乎总是陷入一种“心灵的僵局”。再加上儒、道、释三派思想相互拉扯，“器识”与“文艺”争先恐后，唐人的行为与情感便在这多重夹缠中打着转。而诗歌，似乎成了致命重负之下的一个精神出口。而且，有了诗歌这条通道，唐人格外放心大胆地制造着矛盾，多重人格比比皆是。

以前总认为，唐人的境况，只是在无尽春山里做自己的主人。其实逍遥只是一面，加上另一面的彷徨与踟蹰，才合成完整的唐人生活图景。

是以，他们一面游于艺，一面又保持着士人的心性，把“天下”时刻放在心上，无论逆旅、穷途，照样有梦可做。这也几乎可以视作中国诗人的写照。

精神重负转化为诗歌，必得经过语言这个熔炉的淬炼。中国文学的前半程——继续引用闻一多的一个观点，从西周到北宋，其实就是一部诗歌史。从《诗经》时代经过汉魏、六朝，再到唐朝，一种充满美感和力量的诗歌修辞已在成群结队的天才们手中锻造成形，并给今天的我们继续带来文化自信。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读唐诗，就是回到文学传统，回到中国式情感的源头。

所以，唐朝诗人也是诗歌的“立法者”。他们走出梁、陈宫体诗的余荫，建立起五言、七言、古体、近体及新乐府诗的美学规则，从语言的莽莽苍苍处起步，重铸诗歌的筋骨与灵魂。最终，他们的焦虑似乎被这一美学方案消解了。

本书凡十五“记”，除《神龙记》《越中记》两篇以群像手法写神龙元年的“珠英学士”诗人群和大历年间的南方诗人群，其余各篇，聚焦王勃、杨炯、骆宾王、陈子昂、宋之问、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绅、韩愈、孟郊、李贺，其前后相续的活动时间，基本涵盖文学史的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读者自可把《唐诗传》当作一部以人物结构的唐诗小史，亦是现代视野下的一部“唐才子传”。

尽管有《河岳英灵集》《箧中集》等唐诗文本可作依托，有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诗纪事》等文献可供佐证，要完整呈现唐朝诗人集游艺者、立法者、矛盾者于一体的精神肖像，仍然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的工作。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唐诗是一个庞大的文学宝库，清时编《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这个数字今天还在不断增长中。

虽名之为“传”，但我并未奢望为近三百年的唐诗写一部编年史，或为笔下的每个诗人撰写一部生平全传。吸引我的，总是诗人生命中的困境与转折时刻。如同进入一片森林，截取一株树的剖面，细察其年轮和纹理，这种微观叙事的方法，自然能融合史学的视野、传记的实证与散文的笔调。似乎也只有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才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唐朝相匹配。

所以选择永远是重要的。选择人物，选择事件，选择时间的切口，每一次选择本身也是叙事的冒险。在一次次的权衡与取舍中，一个意义世界呈现了。于我，这意义不只是接续起了千年尘埃下诗人的声音，建构起了一个带着写作者体温的，融诗学、史论、个人感怀于一体的“一个人的唐诗世界”，更重要的是，我来到了中国文化一处古老的津渡。

从这个渡口登舟远行，唐诗如同一条星河。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手中舟楫，无外乎无数代历史写作者所说的诗史互证。中国历史何其浩瀚，中国又是个诗的国度，陈寅恪以为中国诗歌区分于外国诗歌最根本者，在“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时间、人事、地理，使得中国的文学总是扎根于大地和人间，这是最为悠远和辽阔的现实主义。

沿着这条星河往前驶行，你会发现，唐诗的永恒魅力，不只在于其辞藻与意境的华美，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不屈不挠的灵魂挣扎与生命咏叹，以及健卓顽韧的精神力量。

行至时间的静深处，光线柔和了，物理空间叠合了，千年前的山川和人物奔来眼底。雨过河源，星沉海底，最遥远的事物变得触手可及。那已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你静心、屏息，内心一片澄明与虔敬。

如前贤所说，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只有美的力量和广阔的心灵，才能引领我们走向这个唐诗世界。

唐朝不在了。有诗在，有唐人的命运在，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与唐朝诗人相伴的五六年，于我是一段格外珍贵、美好的体验，对此我深怀感恩。严耕望先生六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帮助我建构了关于唐朝的地理概念，让我得以一边解诗，一边仆仆于一千多年前的京洛、河陇、江南、蜀道、岭南和塞漠。乡前辈傅璇琮先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代科举与文学》等研究整理之作，使“初唐—盛唐—中唐”的时间轴从平面变得立体。感谢两位历史学家。

深耕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十年后，我再次回到了文学起步之途——散文写作。我写散文就是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