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民

宁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纵横交织的河道上不乏装着货、载着客的夜航船。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有一段对余姚老家夜航船的描述：“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

的确，对老底子宁波人来说，夜航船不要太熟悉。在我小时候，秋雨先生说的“笃笃笃”用木棍敲着船帮的夜航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先进的、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水泥客运船。

记忆中，我坐过三次夜航船。最早一次是随母亲走亲戚，去什么地方已经模糊了，只记得江面很阔，我们坐在一艘木篷船里，船舱中有七八位旅客。木篷船先是由一艘“机器船”拖着，快到一处内河口时，“机器船”解缆独自前行，而我们坐的木篷船转入狭小的内河，原本坐在船尾把舵的船老大开始摇橹。天渐渐暗了下来，船舱里很静，没人说话，只听到“吱嘎吱嘎”的摇橹声和船老大粗重的喘气声。每到一个靠岸点，船老大就会拿出一只海螺吹出“呜──”的声音，气息悠长，声音传得老远。那天，等我和母亲上岸时，夜色早已深沉。

此后我还坐过两次夜航船，那是父亲驾驶的夜航船。

父亲与船运打了一辈子交道，职业生涯大半是在江北姚江大闸边的姚江客运站度过的。小时候我也是“小候鸟”，一放暑假就迫不及待地到父亲的船上去，一住20多天。原因自然是贪吃贪玩，父亲船上伙食好，至少河鲜能“托底”，大江小河又能让我游个痛快，晚上停靠乡下时还能跟岸上的小伙伴玩。

当时，父亲负责的客运航线是从姚江客运站至裘市，一天来回两趟，中午停泊在裘市粮库边的河埠头，晚上停靠在裘市下去的一个叫横山头的地方。第二天早上7点钟航船再开出来，在一个个河埠头站点接上等候的旅客，开往姚江客运站。

其实，父亲的船如果夜航，总是为了送病人。乡下缺医少药，交通闭塞，村民若有急症，父亲的船便是帮他们去宁波大医院的指望。那时，宁波市第二医院还在永丰路216号，离姚江客运站比较近。

那一年暑假，我竟经历了父亲两次夜航。

一天深夜，我忽然被“突突”的柴油机声惊醒，以为睡过了头。睁眼一看，船舱里墨黑一片，还在半夜呢，发生什么事了？我随手打开了灯。“快把灯关掉。”正在驾驶室开船的父亲厉声地说。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父亲的徒弟小王叔叔赶紧过来把灯关了。他说，船夜航时最忌船舱里开灯，里面一亮，外面航线就看不清了，航行时十分危险。

原来，当晚裘市有人突发疾病，家属向父亲他们紧急求助，希望航船能送病人到姚江客运站。父亲船上有三位船员，二话不说就起来做准备，并帮着家属把病人抬上船。我醒来时船已开出内河段，航行在姚江上。船舱里临时搭起的铺板上，躺着脸色惨白的病人，隐约传来的是压抑的呻吟与妇人低低的安慰声。

那晚月亮被云遮住了，远远的岸边偶尔漏出微微的灯火，在粼粼的水波上投下细碎的光影。父亲船上的灯光只能照射几十米远，船在这静谧宽阔的江面上前行，显得多么孤独。而此时机舱里的“突突”声也仿佛失去了平日的欢快，变得短促、焦虑。父亲坐在窄窄的驾驶室，借着昏黄的灯光和微弱的水光，专注地把着方向盘。我从船舱里看着父亲的背影，发现平时手不离烟的他，好久没有去摸烟盒了。半个多小时后，远处江面上出现了一长溜灯光，那是姚江大闸的灯光，客运站要到了。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船靠岸，张老大和小王叔叔帮着家属把病人送上岸。回到横山头，已是次日凌晨三点多了，三个小时后父亲他们又将起航。

半个月后，病人家属送来了一面锦旗。晚饭时父亲说，家属告诉他，病人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幸亏送来及时。病人当晚就进行了手术，现在已经平安出院。

就在我快结束“小候鸟”生活的一个晚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抱着孩子来求助，说孩子发着高烧，急需到宁波市第二医院就诊。和上次一样，船很快就开行了，病人也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回来途中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也许是缺氧，也许是借光觅食，平静的姚江水面上能时不时地看见鱼儿浮上来，船行其上，鱼儿受到惊吓，纷纷跃出水面，有两条鲤鱼自投罗网，跃入船舱中，每条有两三斤，很快成为船员晚上的大餐。小王叔叔边吃边笑着说，“这是上天为奖励我们做好事而送来的礼物。”

许多年后我曾问过父亲，你们那时开夜航船送病人有多少夜班费？父亲说，哪有夜班费，都是自觉自愿义务的。人命关天，只想着早点送病人去，船上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这个问题，连送病人的费用，也只收点油料成本。

父亲的夜航船，在那个年代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它所承载的，是人们坚韧的生存盼头。前些年，原姚江客运站边上开出了一家名为“潮头阁”的餐厅，每次去那里就餐，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父亲的夜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