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耀

前些天随团去湖北黄冈，游东坡赤壁。

黄冈古称黄州，原本是个小地方，如果不是当年苏东坡的到来，恐怕后来也不会这么有名。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42岁的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几乎被置于死地，好在宋代自太祖赵匡胤立国起便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在经历一百余天的牢狱之灾后总算大难不死。京官是做不成了，遂被贬黄州。次年二月，他到达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却无权签署公文，且无俸禄，还得接受当地太守的监管，甚至开始时没有一个栖身之所，只好暂居在一座寺院里，窘境可见一斑。照一般人，到这般境地早就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但苏东坡不是一般人，他的心胸是豁达的。有人说，如果人生不如意，不妨看看苏东坡。“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一生的转折点，他一度郁闷、彷徨，却没有因此而消沉。从他一生坎坷的经历看，他总会以“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乐观洒脱的心态调整自己，即便后来被贬到更远的岭南儋州，也要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来，让心中始终有一缕阳光照射进来。

对苏东坡来说，到了黄州，远离了世间尘嚣和京城政治的纷争，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他很快静下心来，曾经的过往一笑了之；生活拮据，那就过紧日子吧。他给自己立下规定：每天开支不超过150钱，就是每月初一取出4500钱，平均分作三十份悬于屋梁上，每天一早用画叉挑下一份，若当天花完了，就不再新增；如有节余，就丢进一个大竹筒中，积少成多，到时用作招待客人。他曾觅得城东的一块坡地，于是穿上短褂，于公余率家人一起开荒，种上稻麦蔬菜果树，这样既体会当农夫的辛劳和快乐，又能收获庄稼解决生计，还自封为“东坡居士”。

作为全才的文人，黄州的清苦生活并没能阻挡苏东坡骨子里对山水美景的偏好。那时的黄州尚属荒僻之地，但秀美的风景自然不少。他经常去城外的赤壁散心，那里江山如画的景色是他喜欢的，有时他独去，有时和朋友同去，面对滔滔江水，他心潮澎湃豪情万丈。他把自己融入天地山川，把心中块垒化作笔底波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名作陆续喷薄而出，气势磅礴，仿佛金戈铁马鼓角齐鸣的一幕幕就在眼前，仿佛这时候他自己便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

其实，黄州赤壁应是苏东坡的误会，他见那里山岩赭赤而屹立如壁，便想当然了；他也许心知肚明，却因为实在太喜欢这里的诗意山水，于是将错就错，借景抒怀。而此去真正的赤壁尚有些路途，就算想去，也去不了啊——他是个“放臣”，不可擅离黄州。也许在苏东坡看来，赤壁的真假已不重要，关键是这里有放飞自己的一种氛围。他需要有美好的事物转移自己的视线，调节自己的心情，不然，日子也难熬。

苏东坡在黄州待了四年多，是这里淳朴的民风抚慰了他曾饱受创伤的心灵，也是这里的诗意山水滋养了他，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诚然，被贬黄州于苏东坡是场灾难，但也正因为他的人生有过此等生死考验，才使他不断领悟，不断超脱，不断走向成熟。他在黄州所创作的诗文有740余篇，其中涉及赤壁的诗词赋就有十余篇。黄州的经历是苏东坡涅槃重生的过程，黄州之后是一个全新的苏东坡。

更让人敬佩的是，尽管身处逆境，苏东坡却依然十分关注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关心百姓的疾苦。当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种谔领兵大破西夏军的捷报传来，苏东坡喜极而作《闻捷》《闻洮西捷报》，欢呼“放臣不见田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身为“放臣”，还在思索着忧国忧民的事。谪居黄州的日子里，因为常躬耕田间，他与农人为伍，与渔樵杂处，与百姓同劳作，从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他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经他呼吁奔走创办了一家孤儿院。黄州素有“溺婴”的恶俗陋习，普通百姓因生活贫困、无力抚养子女，只好将初生儿溺杀，同时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溺女婴之风尤甚。鉴于此，苏东坡一面建议官府出面制止“溺婴”行为，一面借助民间力量拯救女婴，并组织成立“东坡雪堂救儿会”，使“溺婴”得以根本遏制。

遥想那个清风明月之夜，苏东坡携友人泛舟赤壁举杯同饮，物我两忘，他把他的感慨也倾泻在了那篇不朽的前《赤壁赋》中：“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些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对拥有金钱财富的看法，即使在今天读来仍觉振聋发聩。

千年黄州，沧海桑田。如今，曾经“大江东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激荡壮观景象，早已因长江改道而消失，但东坡赤壁一直傲立于长江的北岸，它已然成为千年文脉的“渡口”，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来无尽的遐思和美好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