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梅

“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对时代变革中农民命运转折的一段深刻记录，更是献给传统农民和乡土中国的一曲深情赞歌。”宁波青年作家吴鲁言的新作《守望》，给人以别样的阅读体验。作者以沈飞雁的成长为经，以沈氏十七房的变迁为纬，将沈氏十七房村作为叙事原点，用细腻绵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传统农村演变发展的壮阔画卷。

小说以《贫困的四季》开篇，将读者带入物质匮乏却精神丰盈的乡土世界。在《粉色婴孩的初啼之声》中，沈飞雁的诞生如同一粒希望的种子，她的成长轨迹将贯穿整个村庄的转型历程。1974年的夏天，女娃刚出生就面临生存危机，母亲夏银娥因生产失血过多卧床不起，全家艰辛讨要“百家奶”，女娃过早品尝到生存的苦涩，但物质的匮乏反而磨炼出她惊人的生命力。

东经堂小学的破旧校门见证了沈飞雁的精神突围。当她因贫寒穿着姐姐旧衣却仍坚持阅读《日出》《王子复仇记》时，知识已经成为她改变命运的火种。在《生与死的碰撞》中，她与哥哥探讨生命的意义，呈现出超越年龄的哲思。月发老爷爷送的四大名著及后来顾老师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她心中播下了阅读的种子，也开启了她对世界的认知，更启发了她直面生命的意义。当她意识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时，那个曾经自卑的“饿死货”开始蜕变为“全村的骄傲”。知识赋予了她行走的力量，让她从物质的困顿中，完成了精神的初步觉醒。

但生活的磨难从来不会停止。胡同学得了白血病，沈东东遭遇火灾身亡，少年时代的死亡阴影，让沈飞雁萌生从医之志。这种对生命的思考在《全村最后的葬礼》中得到深化——当她为老祖宗送终时，触摸到的不仅是生命的消逝，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刻理解。“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苦难挖掘了沈飞雁的生命厚度，淬炼了沈飞雁的医者仁心。这种感悟最终指引她走上医学道路，促使她在工作中一直践行“爱出者爱返”的祖训。沈飞雁的成长犹如一株倔强的野草，在时代风雨中完成从物质匮乏到精神丰盈的蜕变。

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沈氏十七房村的那棵“纹丝不动地耸立在村庄北面”的百年古榔榆树，见证着乡村的沧桑变迁。它既是沈氏家族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象征。在这棵古树下，传统与现代完成和解，守望与转变达成平衡。

古树的枝干如同展开的史书，镌刻着沈氏家族的迁徙发展史。据传，沈氏先祖因避祸从北方迁居于此，古树便成为连接中原文化与江南风土的纽带。孩童自小便在树荫下听老人讲述“避冤家，往东南”的传说；每当家族面临重大抉择，族人总会聚集在古树下议事……这种空间建构，一方面因极具历史真实性而引起读者的共鸣——谁的故乡记忆中没有一棵屹立的大树呢？另一方面，以树为意象，能更好地表现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当标准化厂房取代破旧简陋的泥房，古树成为乡村最后的守望者。在《村庄修建水泥路》章节中，古树伸展的枝条与新修的公路形成了视觉上的交错与迷乱。我想，古树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抵抗者的一面——拒绝全面推倒重建，拒绝对乡村根基的彻底毁灭。在《古树下，爱出者爱返》中，作者赋予古树救赎功能，这时的古树早已超出了其本身的物质属性，成为村民精神家园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在白龙湖度假区诞生时达到顶点——当开发商试图砍伐古树时，全体村民自发加以保护。这显示了村民对故土的执着坚守，也昭示了乡土文化基因的不可侵犯性。

沈氏十七房的变迁折射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真实历程。古村的建筑格局、民俗仪式、伦理观念，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堡垒。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庄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六饭店的霓虹灯与古树寂寞的剪影形成强烈反差；拖拉机取代步行，水泥路贯通村落……村民们既欣喜于出行便利，又惆怅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从沈月宝到沈建国，家族权力的更迭，则映射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当老祖宗的葬礼与古村落的搬迁公告同时出现时，传统伦理与现代制度再次展开激烈碰撞。

重建的喜悦丰盈与推倒的酸涩空虚所交织的复杂心绪，或许贯穿在每个经历过城镇化的乡村儿女的生命历程中。这种复杂性的呈现，使作品不再是简单的时代赞歌，而是呈现出历史转型的多元面貌。

合上这本书，村口那棵古树久久萦绕在我心头，它几经飘摇始终屹立不倒。吴鲁言用她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乡村复兴，不仅需要物质的丰裕，更需要精神上的坚守与超越。我想，《守望》既是对传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执着追寻——乡土文明的精神根脉如何在代际传承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