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北海西山皆可忘，我来只为读其书。”喜欢读书，是骨子里的一种本能，似乎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阶段都与书有关。

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读书是不得自由的。大抵在望子成龙的家长眼里，只要与学习无关，都算不得正经事。母亲便是如此，她固执地认为，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是闲书，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是明令禁止的。尽管母亲管得严，但若是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我宁可饿肚子，也会把饭钱省下来充作书费。记得有一回，我见到一套二手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集，甚是喜欢，可一摸口袋，只有孤零零的两张大团结和数枚钢镚。旧书本就是打了折的，再让摊主折价卖给我，这话怎么也说不出口。纠结再三，我同摊主商量，能不能把书留起来，等我攒够了钱来买。惊喜的是，面对我的冒昧请求，他居然没有拒绝，还说可以等我。“我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来这里出摊，半年内都在的，随时欢迎你来。”我信以为真，完全没有想过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等我攒够了钱再去时，连他的人影都未瞧见。我不死心，一连数周，逢周末下午就去摆摊处，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母亲不支持我看闲书，并不是她自己不爱看，事实上，最初启蒙我读书的正是母亲。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台老式收音机，收音机上放着一本《戏曲大全》，封皮都被翻得脱落了，内页也变了颜色。家里只有母亲会唱越剧，能够演绎“韦编三绝”的多半是她。我曾偷翻过数页，书中的唱词很是吸引人，多年以后，我仍记得其中的一个选段《北地王·哭祖庙》。

母亲不止身教，还有言传。在我还未上学时，无论骑车带我去外婆家，还是载着我去自家的锯板厂上班，又或是去田间地头做农活，母亲一路上总会同我讲《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有趣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事实证明，没有一段故事是白听的。初一时，镇里举行阅读竞赛，考题里就有《郑人买履》的故事。虽然一道题并不能提高综合分数，却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故而那次考试名次很不错。后来，我萌生了寻找那些故事源头的想法，为此，我独自走了很远的路，访过很多街角巷陌，在书店和报刊亭间流连。我甚至不声不响地拿过家里的钱，只为满足买书的渴望。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似的剧情周而复始地上演，从未间断过。

因为书，经历了许多至今回想起来颇觉好笑的事。我性格偏内向，但为了书，有时亦会主动与人搭讪，意图无他，就是为了蹭点书来看。有一次去喝上梁酒，同桌有个叔叔辈的远房亲戚，知我爱看书，谈及自己家里有本历年高考作文题的汇总，可以借给我。吃完酒席，我巴巴地跟他去家里把书借了来。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高考作文委实有些“深奥”，书中的许多文章我似懂非懂，看了大约一周，就把书还了。过了几天，觉得心有不甘，我又找个理由把书借了来。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反复多次。最后叔叔说：“你既然喜欢，这本书干脆送你吧。”我也不客套，拿了书欢欢喜喜地走了。

阅读的习惯一旦养成，轻易难以戒断。等上了初中，教自然科学的金老师、教社会的叶老师、实验室的管理人员，都被我发展成了书友。确切地说，他们更像是移动的小型图书馆。有事没事从他们处借一本书来，我可以开心好久。甚至为了看书，我还隔三岔五进到校长阅览室。那个阅览室里放了好些报纸和杂志，平时门是开着的，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去，捧着新到的报刊囫囵吞枣地翻阅，读到兴尽再大摇大摆地出来，一直不曾被人发现。

相比而言，高中三年无疑幸福许多。高中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阅览室印有专门的借书卡，几时借，几时还，书是何书，都会“记录在案”。而我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将那个小本本填得满满当当，特别有成就感。

我选择去西安读大学，“长安居大不易”，但足以包容一个异乡少年对于读书的渴望。过了月余，除了学校图书馆和超市二楼的书肆，汉唐书店、万邦书店和陕西省图书馆相继成了我开阔眼界、领略风景的后花园。我在这些地方买书借书看书，也在这些地方摘抄笔记。因为去得频繁，与书店的店员、图书馆影印室的管理员慢慢熟识了，他们打招呼的方式，从初时的“欢迎光临”变成“你来了”，后来又转为“你又来了”。每每想起，便觉得亲切。

很多往事如今已记不大分明，但跟书有关的一个个片段，像镌刻在花岗岩上一样，风吹不落，水冲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