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前贤纂辑的宁波诗歌总集，如《甬上耆旧诗》《续甬上耆旧诗》《四明清诗略》《四明清诗续略》等，一方面显示宁波是诗歌高地，佳作迭出，另一方面表明宁波诗歌史与地方史的交织，诗史互证。数量可观的宁波古诗词不仅蓄积了前人的生命情感、人格修养和气度襟怀，而且建构了宁波人文地理的维度、场域和格局：海陆山河，如筋骨气血，成为宁波古诗词的常见意象、不竭题材和文化语境、精神载体。
发掘现存文献，可以得知宁波古诗词的地理坐标、人文坐标，以四明山为首。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云：“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浙东唐诗之路，由钱塘而会稽，至四明、天台，接括苍、雁荡，剡中溪、四窗岩、谢公屐、天姥梦，从东晋到大唐，这些符号积淀为文学史、文化史的标识。李白《早望海霞边》前四句云：“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所咏海山奇迹、日月光华，超凡脱俗。《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一书所选唐诗以四明山为题材者不少，多为游仙之作、烟霞之歌，虽然诗意有些狭窄，但描绘四明山水极具表现力和想象力，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句。
北宋以后，宁波文教兴起，经济繁荣，以王安石知鄞县为转折点，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活跃互动。来宁波为官的文人、由外地迁居明州的氏族，留下了不少诗词作品，本地诗人群体也渐成规模。宋人诗词题材广泛，内容笃实，意象鲜活，笔墨细微，多了生活气息，多了常理、禅趣。除却丹山赤水、深林绝顶，诗人更多着墨于山野田家、清溪古寺，天童山、育王岭、金峨岭、大梅山、雪窦山、五磊山、龙泉山，都留下诗人行踪。
两宋宁波诗词的地标中，月湖尤其夺目。唐代王元暐修它山堰，堰成，引水入城，注月湖。宋嘉祐年间，钱公辅疏浚月湖，筑堤植木，于湖中建众乐亭。以众乐亭为诗题，钱公辅、吴中复、司马光、王安石等诸多文官抒发与民共乐的情感，众乐亭由此成为月湖最初的人文景点。宋元祐年间，刘埕重修水利，筑月湖十洲，并作《咏西湖十洲》组诗，引来友声不辍，酬和连绵。月湖成为人文之湖，实以诗歌为先导，为基调。月湖是诗意栖居之所，簪缨诗礼之族迁居月湖之畔，第院、别墅、书楼、讲堂、驿馆、会所，形成错落布局的园林建筑和人文空间。城市造境、闹处寻幽，无疑在审美趣味上迥异于郊野田居、平芜眺远。舒亶罢职归里，卜居月湖筑“懒堂”，虽然感慨“空令志士泣霜毛”，但士大夫未免难舍“十洲风籁韵笙箫”的风雅。史浩得到孝宗赏赐，在竹洲建“真隐观”，命名“四明洞天”仙境，迷恋的依旧是“玉楼朱阁，冰帘卷起，无限红妆”。不过，世家望族尊学重教值得嘉许，两宋时期楼异的昼锦堂、楼钥的攻媿斋、史守之的碧沚亭、郑清之的安晚园、王应麟的汲古堂，书香盈溢，觞咏不断，对文化的蕴蓄、播衍与传承起到了特殊作用。明代黄润玉建鄞城草堂，丰坊建碧沚园，张时彻建月湖精舍，范钦建天一阁，沈一贯建畅园，清代范光文建天一阁园，全祖望建五桂堂，徐时栋建烟雨楼，继斯文以载道，常吟咏以肆志。如范钦《初秋湖阁》记述了“心远久疏还阙梦，年丰初给买书钱”之喜悦，全祖望在《久不登天一阁，偶过有感》诗中感喟“老我尚知孤竹路，谁来津逮共乘槎”，这是对文化传承的矢志不移。由宋元至明清，吟咏月湖风光、风物、风俗的诗歌数以千计，愈见平易清新。
湖，是大地之眼，也是诗歌之眼。月湖之外，还有东钱湖、广德湖、慈湖、杜湖、白湖、上林湖等，在诗人的笔下，湖光流盼，湖语能言。元代袁士元赞叹：“尽说西湖足胜游，东湖谁信更清幽”，以“清幽”概括东钱湖之魂，千古信然。元代杜国英的诗句“当时不立庸田法，几作农畴种稻禾”，则以宋徽宗采纳楼异之奏请而废广德湖为借鉴，庆幸元代庸田使未重蹈覆辙，东钱湖依然“十八里来平似镜，两三船去小于梭”。写慈湖的诗中，明末刘振之的“亭虚山易入，野旷鹊忘归”，形象表达了南宋“慈湖先生”杨简“物物皆吾体，心心是我思”所主张的本心状态与天机趣味。宋代谢景初《寻余姚上林湖山》中的“平湖瞰其中，翠巘围四垠”，清代叶元垲《杜湖远眺》中的“模糊几点树头屋，欸乃一声山脚船”，清代邵晋涵《白湖竹枝词》中的“梅子熟时看播谷，楝花开后听缲丝”，写景状物，既亲近自然，又体贴人情。
海，是宁波古诗词中独特的地理元素和人文对象。观潮感怀，向海放歌，诗人的视野和格局显然不囿于当下而跳脱出小我。宋代楼钥登育王山，望海明理，“是中始觉宇宙大，眼力虽穷了无碍”。沧海空阔，启人心智。元代张翥在招宝山望海，所见“只是天是水，无地无山”，故而“长啸壮怀宽”，抛却俗虑，襟怀坦荡。明代戚继光艰苦抗倭，回首龙山之战，感慨“曾于山下挥长戟”“遥看沧海舒孤啸”。文天祥《乱礁洋》诗写于抗元途中，乱礁洋在象山县东北，诗人亲睹“云气东南密，龙腾上碧空”而振作精神，“孤愤愁绝中，为之心广目明”。王阳明避祸泛海，突遇风暴，却镇定自若，“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悟得“吾心自有光明月”之境界。清初张裴《东海打鱼歌》，既有“春海茫茫鱼起口，渔人千帆出海走”之赞叹，又有“不见公家赋税频，簿书不遗鬐与鳞”之抨击。清末八指头陀《登太白峰绝顶眺海》诗成于《辛丑条约》之后，“河山北望情何极，鲸浪谁能靖五洲”，字字激昂，抒发了对列强侵华的愤慨、对社稷安危的忧虑。这些诗歌，或气势磅礴，或气骨峥嵘，或气魄雄强，催人向上。
在山海之间流淌的姚江，堪称明清思想史的坐标，阳明心学、浙东史学以姚江为发源地，蜚声海内外。王阳明游杖锡不忘感愤时事，“探幽冀累息，愤时翻意惨。拯援才已疏，栖迟心益眷”，以人心为大道，以担当为信念。黄宗羲抗清失败避居化安山，“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意志如磐，希望不灭。张苍水被清军押往杭州经过家乡时以诗辞别父老，“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敢于牺牲、永不言弃的精神可昭日月。黄宗羲送万斯同北上纂修《明史》，“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谆谆嘱托如金石之声。全祖望重定黄氏《留书》，向先生致敬，又担忧师道之不传，“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畴昔薪传贻甬上，而今高第亦陵迟”，何其沉郁愤激！姚江诗章，经史如铭，家国为重，摒弃机巧，唯见赤诚。
宁波古诗词中，以风物、特产为题材的比比皆是。写越窑秘色瓷器，唐代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和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堪为名句。宋末元初的诗人戴表元久居剡源，喜以家乡风物入诗。写制藤纸，“剡人伐藤就溪洗，匠出素笺黄土纹。大笺敷腴便竿牍，小笺轻盈日千束。”又写焙茶，“山深不见焙茶人，霜日清妍树树春。最有风情是岩水，味甘如乳色如银。”写东海海鲜的诗也不少，如宋代舒亶的“抵虎螯经夏，跳沙蛤趁潮”，宋代谢翱的“盆中蓄海石，左顾如牡蛎”，明代屠隆的“五月黄鱼熟，千帆劈浪过”，明代吕时的“香多吸老酒，鲜极破黄鱼”，青蟹、蛤蜊、牡蛎、黄鱼，活色生香。
宁波是大运河的入海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以上写风物、特产、经济之诗，皆可证此河海交汇之城的经济史、社会史。关于宁波的“海丝文化”，在《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所选诗词中，有不少例证。如南宋陆游《明州》诗中有“海东估客初登岸，云北山僧远入城”之句，当时，日本、高丽行商来明州做生意已属寻常事。南宋亡后，临济宗高僧无学祖元东渡传法，成为日本禅宗佛光派始祖，天童寺外的宿鹭亭是他启程赴日之首驿，故而《怀太白》诗寄托了“夜静不知沧海阔，几随宿鹭下烟矶”之乡思。元代程端学有《赠安当之同年归高丽》诗，如诗题所言，高丽人安当之与程端学于泰定元年同中进士，这首诗见证了中国与高丽的政治文化交往。元代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诗中有“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的叙述，可见宁波市舶贸易之繁荣。清代晚期，日本友人冈千仞写下《登宁波天封塔》诗，“鳞次甍瓦陶猗屋，林立帆樯欧米舟”之句，描述了开埠后的宁波景象，同时他有感于当时列强侵华形势，发出“澄清谁抱中原略，极目苍茫海日收”的喟叹，希望中国振兴图强，海晏河清。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中，宁波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
搜罗、汇集宁波历代诗词作品，有利于还原历史、梳理文脉、倡导诗教、振奋精神。今天，编选《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实乃前人传统之赓续，且由此可振叶寻根、溯源析流，乃至入古出新、返本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