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焕瑾

江南暮色里，岑燮钧新著《猫眼》静卧案前，封面上幽邃的猫眼泛着幽光，似窥江南巷陌的百年沧桑。这部融合“老城”“旧族”双重视域的小小说集，在历史褶皱与现实肌理的交织中，酿就了江南文脉的醇厚滋味。正如南志刚教授所言，岑燮钧以“奇花异草、古寺名刹”为经纬，在“奇与正、淡与浓的交织”中，建构起江南伦理的当代镜像，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独具匠心的文学样本。

《猫眼》上编“老城”系列，堪称江南市井文化的微缩景观。知府幕僚的宦海沉浮、古籍守护者的文化坚守、魏晋遗风的当代回响，这些看似疏离于现代生活的历史叙事，实则是作者精心构建的伦理试验场。作者深谙“文变染乎世情”的创作规律，其笔下落魄书生与市井小民的命运交响，既是对江南士族精神的现代诠释，也是对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涵元阁》中谢玉良的守护者形象，恰是江南文脉赓续的绝佳隐喻。这个出身卑微的仆人，以“答应了老爷”的朴素信念，在日寇铁蹄下坚守文化火种。作者不写其修复古籍的精妙技艺，而是通过“绕着涵元阁”的场景展开描写，“他看见涵元阁的银杏树一天一天变黄，叶子一天少似一天，终于变成光秃秃的一株。他又看着它慢慢返青，长出新叶。他就这样一圈一圈地绕着涵元阁，日本兵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种将家国情怀融于日常坚守的叙事策略，印证了南志刚教授所说的“在历史重述中复活江南醇厚伦理”。当谢玉良说“他守一辈子，我也守一辈子”时，传统的主仆伦理已升华为文化自觉。

“老城”系列，既延续了《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叙事传统，又注入了现代性的哲理思辨。在《驴叫》一文中，程士成以荒诞行为对抗世俗的举动，既是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古典致敬，也是对魏晋之风荡然无存的有力反讽。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叙事智慧，使传统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光彩。

下编“旧族”系列延续着《戏中人》《族中人》的创作风格，却展现出更丰沛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旧族”系列中，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童年、少年乃至中老年。似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着“阿康寿头”这样的守村人，有固守于礼俗自视甚高的七爷，有不愿给子女添麻烦而处处为难的大叔婆……作者呈现出族中人脆弱而又坚韧的人性、真实而又复杂的心灵世界。他说，怀着自以为悲悯的情怀书写他们时，却感觉到自己同样的卑微，他的血液与他们融合在一起。

《老叔嫂》中“推壁门”的细节堪称当代乡土叙事的经典笔法。老叔嫂共处时的烟火气与独处时的孤寂感，在壁门开合间形成微妙的情感张力。“睡觉的时候，不知怎的，他特意推了一下后半间的壁门，又点亮电灯，看了看。”这样的结尾，似有所言，又不知其意为何；似有所指，又不知所指何处。这种“将溢未溢”的叙事留白，恰是作者对传统伦理现代困境的精准捕捉。当七爷固守礼俗的执拗与大叔婆“不愿添麻烦”的自尊在文本中交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村伦理的嬗变轨迹，更是城镇化进程中千万农民的缩影。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实现了方言俗语与雅语清辞的美学平衡。《猫眼》中那些“甜中带涩”的文字，恰似江南黄酒的绵长后劲。当日本兵换岗与银杏返青形成蒙太奇式并置，当族中老者的叹息融入四明山的春雪，文本便超越了简单的情节再现，升华为对文明传承的深沉咏叹。这种抒情传统与思辨意识的交融，在“旧族”系列中尤其明显。

在文本结构上，“老城”重述历史，“旧族”观照现实，二者如阴阳般相生相成。这种结构既避免了历史叙事的悬浮感，又克服了现实书写的碎片化倾向。

夜色渐浓，书有余温。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符号移植，而是如黄酒酿造般的时光沉淀与匠心独运。岑燮钧的写作就像一场漫长的冬酿，你若遇上了，一定要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