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

在藏书界，提起“天一阁”，可谓无人不晓。这座始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藏书楼，是中国甚至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藏书楼之一，声名远播海外。但提及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估计了解的人不多，其景况正如当下热播大片的编剧，无声地隐于幕后。

那么，天一阁与其创建者，两者的声名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大凡藏书家，其身份不止“藏书家”一个。范钦似乎是个特例，虽然他进士出身，历任多种官职，也写过诸多诗文，但在科举史与文学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

范钦在“圈”内外的影响力，无法与其他具有多重“身份”的藏书家比拟，从而使得其声名被他创建的天一阁那巨大的“光芒”遮掩。不过，这也足见范钦不是将藏书当成“副业”去操持，而纯粹作为“事业”来坚守。

当然，这样说，可能失之偏颇。毕竟，范钦不是一开始就把“藏书”作为事业的。初藏只是作为“事功”，目的不外乎在仕途上有所进取。所以，收藏之书均从从政实践出发，着重于当朝文献以及地方志、科举录等，无意间却开创了一条“经世致用”的特色之路。

他真正投身于藏书事业，是在遭弹劾辞官，结束了三十载宦海生涯之后。范钦心灰意懒回到家乡，东明草堂随着藏书的增多，已不堪容纳，便在家宅之东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取名为“天一阁”，将毕生所藏之精华，汇集于此。

天一阁建成后，为了让藏书能长久保存，范钦简直绞尽脑汁。他采取了极尽周密细致的保护措施：在书楼前置一水池，经暗沟与月湖连通，以蓄水防火；在书橱里放置芸草以防虫；在书橱底下放英石以吸潮；更是严令“烟酒忌登楼”，绝不容许任何人对书籍有丝毫亵渎。

于此，清乾隆年间，朝廷存放《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淙、文澜），其建筑样式仿照范钦的藏书之所——天一阁而建造，藏书规范也参照范钦为天一阁制定的管理制度。包括范钦之后的公私刻书以及现代图书馆管理，也都深受其影响。

尽管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但因清廉加之当时书籍昂贵，其俸禄不足以购买大批书籍。为此，他不惜用藏品与别人交换，甚至亲自手工抄写。据说，为了能如约还书，他曾连续多日通宵达旦。如此，为后人留下了七万卷珍贵的藏书。

1772年，范钦离世187年后，乾隆下诏纂修《四库全书》并向各地征集公私藏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闻讯，从天一阁的藏书中精选638种进贡，其中96种被《四库全书》收录，另有377种被《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收录，两项共计473种，居全国之冠，发挥了极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钦分家产的故事。1585年，八十高龄的他，眼见时日不多，便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白银万两，另一份是全部藏书，要求每房只能任选其一，并规定继承藏书的，要永远承担护书的责任。这一举动，被后人视为“天一阁历史上最闪光的一个瞬间”。

范钦的藏书精神，感动了后来的诸多藏书家，他们愿意将自己毕生的收藏，无私地汇集到天一阁中。譬如，《鄞县通志》编纂冯孟颛，将其伏跗室十万卷藏书捐献给了天一阁；民国富商秦君安的后人，将收藏的八千多件文物捐赠给天一阁……

时光荏苒，历经四百六十余年的风雨沧桑，范钦生前的政绩已湮没于尘埃，但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藏书，为汉典古籍的流传保留了宝贵的火种，成为永不磨灭的共同财富；他的藏书精神，更是超越时空，深深烙印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当前，范钦创建的那座天一阁，凝聚着他独特的藏书精神，已成为宁波耀眼的文化地标，正焕发出绚丽的光彩，烛照着所处的那座城市，用力推动书香有机融入城市肌体，激发出文化赋能的强大动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