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

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中，苏轼绝对排得上号。他一生仕途坎坷，始终处于激烈的变法争论中。“乌台诗案”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尽管后来也曾迎来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但对于已经看透朝中新旧党争险恶面目的苏轼来说，并没有多少欣喜。

苏轼经历朝堂的云谲波诡，饱尝贬谪之苦，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两次被贬惠州，也即岭南，他写诗开玩笑，说自己很受惠州百姓的欢迎——“父老相携迎此翁”。同时，他也不忘夸夸惠州，赞美“岭南万户皆春色”，并说自己在此过得挺好，吃吃荔枝，喝喝小酒，写写诗词，再研究研究怎么啃羊脊骨——其实这是因为吃不上肉，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法子。反正苏轼主打一个“心态好，什么都好”。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苏轼谪居儋州（海南岛）时，这里处于中原文明之外，海外蛮荒之地。年已六十二的他概括儋州乃“六无”之地，在写给广州推官程全父的《答程秀才书》里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言下之意，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日子难挨。这段岁月，苏轼甚至一度由于没东西吃，直接“辟谷”了——可这哪里真是“辟谷”，分明在为自己无物可食找“幌子”。总之，他是不想被政敌嘲笑，所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学士最后的倔强。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在海南已经过了三年，做好了老死海外的准备，“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谁料朝廷下诏把他调往廉州（现广西合浦）。苏轼整理了下行装，离开儋州，朝廉州去，中途又接到朝廷把他继续往北调的命令。苏轼行路素来磨磨蹭蹭，他返京的欲望也不大，在廉州待了两个月，给后世留下“月饼是否诞生于宋朝”的争议。

苏轼曾自诩“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但其实，他不大善于处理和同事的关系，和地方官僚及民间百姓倒是相处甚欢。廉州官员张仲修热情招待了苏轼，他对此深表感谢，写下《留别廉守》一诗。这首五律在苏轼的名作中可能并不出挑，可它实录了诗人当时的内心感受：“编萑以苴猪，瑾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萑”是芦类植物，“苴”是包裹起来的意思。“真一酒”是酒名，苏轼在惠州时，曾动手酿过，这里泛指岭南酒。诗中意思：用芦苇包住猪肉，外面涂上黏土，加以烧烤，是为美食。你们这儿的小饼，圆圆的，我吃着，感觉自己仿佛在嚼天上的月亮一般。因这饼内有奶酥和麦芽糖，口感很不错。我还知道你们喜欢读我写的诗文，且会背诵，真叫人既觉开心又感荣幸。你们这儿还有美酒，可令我一醉方休。

从这首诗来看，苏轼的达观快乐一如既往。“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一句，至今有商家将它印在月饼的外包装盒上，作为广告词。顾客一看：哟，这是大文豪的句子啊，一下就对眼前的月饼提升了好感度，此乃文化独有的恒久魅力。

全诗中“小饼如嚼月”最出名，倒不是因为这句写得最出色，而是它被不少学者挖掘出了学术价值，他们将之作为“宋朝已有月饼”的佐证。我非专家，不敢妄加评判，只想说说自己的一孔之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类饼其实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只是苏轼适逢吃在中秋。欧阳修离世后，苏轼不管在朝还是在野，都已是北宋文坛首屈一指的人物，有名人效应加持，他的诗更具权威性。可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北宋即有“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古人写诗，文学性和实用性兼备。比如送别、应酬，都要写诗，他们以诗代文，创作频繁，什么内容都能入诗。苏轼写了不少关于月亮和中秋的诗，如果读得足够仔细，会发现他只在这首与中秋有涉的诗中写到了“饼”。我们看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里面提到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等。月饼所谓的“月”，形容的是饼的形状，苏轼的“小饼如嚼月”也是如此。

不管苏轼为后人留下了多么取之不尽的文化遗产、文学宝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也即这一年的临近中秋之际，六十六岁的苏东坡走了。

中秋节，我们对月思亲人，念团圆，吟诵着“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最喜欢的总归是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是苏东坡的中秋词，中国人的中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