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达

陆以湉（1801—l865），字敬安，号亭甫，浙江桐乡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立志入仕为官，光耀门庭。20年寒窗苦读，两次赴京赶考，终于考中进士，分发湖北任知县（一说候任知县）。在湖北仅半年有余，辞官返乡。读陆氏日记《游楚记》，可知陆氏的心路历程与那时的官场生态。

陆氏怀着一腔热情赴湖北任知县，然而一到武昌，犹如脊背上浇了一桶冷水，火热的心情冷却了大半。

武昌是湖北省城所在地，督抚府、太守府都驻于此。陆氏到武昌的第一件事就是谒大吏、拜同僚。“属吏谒上官，月有定期，俗称上衙门，非乞假必按日到。湖北省衙门日期，总督署五、十，巡抚署三、八，藩司署二，臬司署七，守府署四、九。”不在日期内见不到上官，上官未允也见不到。陆氏拜谒上官就整整等了3天。他感叹道：“望尘趋谒叹劳生，到此方知俗吏轻。盼到折腰非易事，瞳门三日未通名。”陆氏自视新科进士，皇上钦点的知县，也算是个人物。但在上司面前，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俗吏罢了，这很伤他的自尊心。

官场上的吃喝，迎来送往，让陆氏不胜其烦。道光十七年正月的日记记载，几乎每天都处在请吃请喝和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中，有时甚至一天两顿，有同僚请、上司请，还有回请。日记中写满“伺候上官”“招饮”“宴客”字样。这不是爱好读书作文的陆氏所向往的生活。

更让陆氏难以接受的是官场上的繁俗陋习。如“上官宴席，知县需次者送押席银二两，杂犒钱三百，虽寒素，不能不从也”。这杂犒钱，也许是犒劳上司手下的小费吧。此外，“凡上官所至之地，先往，俟其出舆、升舆时，排立其侧，谓之站班。其于上衙门时，则站立官厅门外，肃容屏气，俟上官过，乃敢入”。陆氏在言及伺候上官之苦时发牢骚，过去翰林是“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如今是“终朝事业惟跑路，毕岁功名只站班”。官场中人对此习以为常，甚至乐此不疲，而对陆氏来说，每日耳所聆听者皆功利之说，目所接者尽案牍之辞，迎来送往，形神俱疲。

上官的严苛也使陆氏心寒。时任湖广总督“猛厉将事”，轻则责罚，重则罢官。“同年刘君宰麻城，方盛年，以小过罢官。”造成“百僚悚息”，人人自危，生怕哪一天出了差错，受到处罚。一个正直清廉的县官，靠俸禄难以维持体面的生计。陆氏目睹同乡钱塘人吴君虽为汉阳知县，却负累甚巨，欠了一屁股的债，公私交迫，积忧成疾而卒，母老子幼，闻者惨恻。

人人都道当官好，为了当官，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走正道者，十年寒窗，考出功名；走歪道者，弄虚作假，买官鬻爵。进了官场，方知官场之险恶，为官之艰危。看官场，平步青云不断上升的有几何，平平稳稳安全着陆的有几何？陆氏到湖北近4个月，目睹官场情形，深知州县官洵不易为，感慨“宦海波涛深莫测，几人安稳得收帆”，逐生去意。

陆氏向上司提出不当热门的县官，回乡做冷门的教职。此话一出，在湖北官场引起不少反响：考取功名图什么？好好的县官不当，是不是脑子进了水？更多人则是劝阻，有的说达官多起于州县，你刚起步怎么就终止了。有的说，制府视你为门生，中丞称赞你老成朴实，在这里是有发展前途的，为何要辞官而去呢？

的确，陆氏到湖北时间不久，人际关系融洽。他决意做教职的举动，既不是因为上司的打击、同僚的倾轧，也不是因为自身才学浅薄，而是内心的召唤。觉得自己更适合教书、读书、著书。在大多数人不赞成、不理解的情况下，陆氏的要求得到他顶头上司汉阳太守杨雨蕉的支持。陆氏在日记中真实记录了两人间推心置腹的谈心。杨太守说：“我亦以知县起家，不知历几许艰危，殚几许精力，始得幸换头衔，计当时同僚，今失意者十之八，得意者仅十之二耳。君既不耐劳瘁，愿为冷官，亦未始非计也。”从此，陆氏视杨太守为知之深爱之切的大恩人。

任何社会都不缺当官的人。陆氏的要求，很快得到朝廷朱批：“准其改补教职，回籍候选”。陆返家3年后，先后任台州府教授、杭州府教授、杭州紫阳学院讲习等职。他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了《冷庐杂识》《冷庐医话》等一批著作。

在人人盼望进官场，削尖脑袋向里钻往上爬的封建社会，陆以湉特立独行，选择退场，弃热从冷，不当县官做教职，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