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斯妤 　　　

上个月，话剧《初步举证》登陆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这部改编自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米勒同名作品的剧目，以一名精英女辩护律师的遭遇为切口，揭示性侵案件中法律程序正义与事实正义之间的反差，引发观众对受害者处境、司法实践的深度思考。

作为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代表作之一，《初步举证》已被多国改编搬上舞台与银幕。中文版由周可导演完成本土化译制改编，是一部台词量高达六万字的独角戏。该剧此前由辛芷蕾、范祎琳先后担纲主演。今年全国巡演版本由陈昊宇独挑大梁，将在国内8座城市共计演出30场。

舞台之上，长桌横亘舞台中央，两侧铁门复刻马厩意象，象征冰冷、固化的秩序体系。演员陈昊宇一人分饰法官、证人、控辩双方等多个角色，依靠语气、神态快速完成角色切换，复刻法庭上紧张激烈的博弈。

故事主角泰莎出身平凡，凭借自身努力考入剑桥法学院，一步步成长为叱咤法庭的辩护律师，实现阶层跨越。事业顺遂的她，与律所同事朱利安互生情愫。可一场约会过后，朱利安在泰莎拒绝与抵抗的前提下，强行与她发生了性行为。突如其来的暴力，击碎的不只是泰莎的身体与情感，更是她毕生的法律信仰。

剧中没有大尺度的施暴场景，主要依靠演员极具张力的肢体表演完成案件过程呈现。舞台深处巨大门框缓缓向前推进，烟雾漫开，将泰莎笼罩吞噬，直观传递出受害者肉体与精神双重被困、无力挣脱的窒息感。

近些年来，聚焦性侵议题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创作视角也发生明显转变：不再刻意渲染、消费受害者的创伤画面，转而直指施暴者的恶，逐步破除社会层面的污名化与“受害者有罪论”。而《初步举证》的独特价值，在于选取了一个极具反差的身份——深谙法律规则的辩护律师成为性侵受害者。当曾经熟练运用司法程序为被告人辩护的泰莎，转身变为案件被害人，她得以站在体系内部，看清这套制度存在的现实漏洞。

遭遇侵害之后，泰莎褪去律师的理性冷静，沦为惊恐无措的普通人：本能清洗身体、删除关键短信，面对异性充满戒备。拥有丰富出庭经验的她，心里十分清楚，走上报案之路，就要面对一场胜算渺茫的艰难博弈。剧本采用双线叙事，在案发当晚的遭遇、漫长等待开庭的煎熬，以及782天后的庭审现场之间来回跳转，对演员情绪把控提出极高要求。

陈昊宇精准演绎出人物的多层情绪：案发后被出租车拒载时的情绪崩溃，警局录口供面对镜头的惶恐不安，重逢加害者时压抑的愤怒，失去律师袍的庇护再度踏入曾经熟悉的法庭时的胆怯慌张，完整呈现受害者从受伤到对峙的心理变化。

庭审现场，泰莎从熟悉的辩护席，坐到了陌生的证人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她在法庭上用以质询他人的那一套辩护策略，如今全部对准了自己。在法庭的反复诘问之下，案件回溯的过程变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受创伤影响，受害者的回忆往往碎片化、逻辑断裂，但法庭却要求陈述必须连贯完整、逻辑严密。加害方律师步步设套，刻意引导陪审团怀疑泰莎的动机与证词；旁听席上传来加害者友人的哄笑与嘲讽。舞台上旋转的长桌，具象化泰莎所承受的羞辱与审判。

即便内心破碎，泰莎依旧坚持完成全部庭审。“我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念，那个我深信会保护我，也为之奉献一生的体系。”带着这道“腐蚀性的伤口”，泰莎以受害者与法律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对审判逻辑发出叩问。她坦言，过去作为辩护律师，自己也默认证据应当逻辑清晰、表述完整。可亲身经历之后才明白，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这几乎是一种苛求。在程序正义名义下，那些诱导式、伤害性的质询，本身就不合理。

泰莎最终败诉。现有司法体系的规则，让她“看起来像个骗子”。一部文艺作品或许不能直接改写法条，却能够撕开认知的缝隙。法律制度的迭代完善，恰恰需要身处行业之中的人，看见制度的盲区。

“一旦我们看见了，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不是吗？”剧中这句诘问，穿透戏剧舞台照进现实。虽然故事背景植根异国，但《初步举证》提出的命题具备普遍的现实意义。它提醒观众：程序正义不等于事实正义，冰冷的法条逻辑，常常给受害者带来二次创伤。

独角戏的舞台之上，陈昊宇用两个小时的沉浸式演绎，把这个沉重却必须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交付给现场观众。戏剧落幕，但关于受害者处境、司法实践、性别平等的思考，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