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瑾瑶　文/摄

“快来看看我给你买了啥。”刚从市集回来的先生喊道。我从沙发上直起身子，懒懒地回了一声：“啥？”“炒毛麸。”我腾地一下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盯着装在透明快餐盒里的炒毛麸。看上去灰扑扑的米粉，打开盖子，却有一股独特的香味直冲鼻端，也冲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时，早稻收割后，外婆家的屋前屋后就会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焦香，各家的厨房里还会传出铲子在锅中炒米的声音，孩子们知道那是要做炒毛麸了。宁波有一习俗，等早稻米上了场，出嫁的女儿要送上新米磨的炒毛麸，给母亲尝尝鲜。

炒毛麸与现今琳琅满目的零食不同，它的配料极其简单干净，以早稻米为主要原料，配以少许黑芝麻、黄豆、生姜干等，经翻炒、碾磨等工序制作而成。它质朴得犹如山野的小花，却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美食。

每当“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结束，家中的孩子就会眼巴巴地等着了。看着母亲将新收的早稻米放在铁锅里翻炒，等到米色略黄时起锅，再单独翻炒黄豆、芝麻等作为辅料，讲究点的还要放些姜、陈皮。然后把家里的石磨洗得干干净净。早先，米和辅料都是在自家的石磨上碾磨，一般要磨上两三遍，磨得细细的才能入口。后来有了机器，孩子们会主动把家里炒熟的原料拿到轧米厂加工点去碾磨，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香喷喷的炒毛麸就新鲜出炉了。孩子们的脸上笑开了花，那段时间的轧米厂一天到晚都氤氲着米香。

这时节的外婆家最为热闹，因为外婆生了五朵“金花”，我有四个阿姨，母亲是大姐。阿姨们一家一袋往外婆家送炒毛麸，它们在八仙桌上一溜儿排开，高高低低，胖胖瘦瘦，像一群回娘家的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袋口一解开，焦香就争着往外跑，满堂都是新米的味道，中间还夹杂着黄豆和芝麻的香味。外婆坐在矮凳上笑眯眯地看着，也不急着收起来，因为我们这些围在桌边的孩子早已垂涎欲滴了。外婆从灶间拿来几把调羹，一人一把，让我们自己舀着吃。

调羹伸进袋子里，舀起满满一勺，细细的粉，入口是酥松、香脆的，带着新米的质感，不似面粉的绵软，微甜不齁，越嚼越有滋味。心急的我们，常常因为舀得太多而被呛得直咳嗽，粉从嘴巴里喷出来，惹来大人们的一阵笑。外婆看了就说：“慢点吃，慢点吃，没人抢。”这时的我们，还化身为试味师，你尝一口二姨家的，我尝一口小姨家的。二姨家的颜色偏深，定是芝麻放得多。小姨家的颜色偏黄，应是加了黄豆，还带点陈皮的清苦，回甘绵长。几个孩子就这样围着桌子，你一勺我一勺，不亦乐乎。

之后，外婆会把炒毛麸存在火油箱里，放在柜子的上方，防止我们偷吃。其实我们爬上凳子，踮踮脚就能够到，外婆也就做做样子。母亲则把炒毛麸放在镴饭碗里，沉甸甸的，碗盖上有个小扣，扣得严严实实，炒毛麸即便放一个秋天也不会回潮。

暑假里午后最热的时候，我和小伙伴喜欢搬了桌椅到弄堂口乘凉，每人端着自家的炒毛麸，一人一碗，各有各的味道，你尝尝我家的，我尝尝你家的。风从弄堂里穿过来，带着丝丝凉意，炒毛麸的香就在空气里散开了。我们一边吃，一边比谁家放的糖多，谁家的粉磨得细，叽叽喳喳声盖过了树上的蝉鸣。

刚磨好的炒毛麸是酥松、干燥的，可时间放久后，再盛到碗里，吹过热气，没多久就回潮了。粉慢慢吸了水汽，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舀起来不再是一勺蓬松的粉，而是一小团一小团的，吃到嘴里软趴趴的。可我们根本不管这些，照样一勺一勺往嘴里送，仿佛这就是珍馐美味。

等到开学季，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搬镴饭碗，打开盖子，里面只剩小半了。用调羹舀了盛在小碗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细细的粉，淡淡的甜，一口下去，整个口腔都充斥着满足感。

时光荏苒，渐渐地，周边的稻田越来越少，早稻下来再也没人做炒毛麸了……

再次遇见，没承想炒毛麸已经成了商品。先生说，现今市集上的炒毛麸都是用快餐盒包装的，一盒一盒，封得严严实实，摆在摊头，按照分量标价，10元和20元都有。看来炒毛麸也与时俱进了。

我用调羹舀着吃，还是那个味，只是外婆、八仙桌和那条矮凳，都留在记忆里了。那时不懂，只觉得好吃。现在才明白，炒毛麸是孝心的载体，沉淀着最踏实的烟火气，藏着时光里最朴素的幸福，也是丰收季最暖心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