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仰芳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宁波北门外的湾头，一家近代轧花厂悄然诞生，它的主人叫严信厚，一个从钱庄业学徒一步步走来的传奇人物。这年，他联手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出资五万两白银，从日本购买了蒸汽发动机和四十台新式轧花机，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机器轧花厂，而清末“状元公”张謇脱下朝服，投身实业，在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则是在1895年，比阿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足足晚了八个年头！

初春时节，三江口码头桅樯林立，岸边围满了百姓，人们踮脚探头，目光齐齐锁在江中的一艘货船上，高声呼喊：“来了！来了！”

这艘货船上，载着一台台通体乌黑、沉甸甸的西洋机器。八个壮实力夫沉腰落力，将这些外洋运来的“巨无霸”抬到了江岸上。

当时的人们，见惯的是木制纺车、竹制弹花弓，听惯的是家家户户昼夜不息的机杼声，这般冰冷沉重的铁家伙，无异于天外异物。而严信厚深知，此时单靠传统手工已经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

在这之前的数月内，几里之外的湾头下江村北岸的空地上，西式砖楼拔地而起，错落的厂房依次排布，轧花间、晾干间、打包间，整个厂区沿江边铺开，绵延数百米。待机器搬运就位、安装妥当，一块黑漆木牌悄然挂上了厂区大门。木牌字迹端正厚重，上书三字：通久源。

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喧哗的庆贺，在1887年的初春，中国首家机器轧花厂破土新生。开工那日，厂区内外焕然一新，四十台日本产新式大踏板轧花机整齐地排列在车间之中。机器初次运转时，低沉的轰鸣声响起，齿轮咬合、机轴转动、蒸汽吞吐，沉闷的机器声取代了往日细碎的纺车声，震动了百年静谧的湾头乡野。工厂最初雇用了三四百名女工，还特意从日本请来了工程师和技师。严信厚没有简单照搬外国技术，而是巧妙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机器结合，他要求女工们先掌握“三纱九锭”的传统技艺，再操作机器。这种中西合璧的策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让产品在市场上独树一帜。

1894年，严信厚又联合沪甬富商戴瑞卿等人集资45万两白银，对“通久源”轧花厂进行扩建，将其发展为“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使轧花、纺纱、织布形成一条龙产业，极大地提高了与洋货的竞争力。这一扩建工程于1896年完工，扩建后的工厂，纱锭数量达到一万一千二百枚，织布机增加到四百台，工人数量增至一千二百名，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之一。上海的《北华捷报》曾这样描述“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

“通久源”轧花厂的资金，大多来自严信厚在上海创办的源丰润票号（钱庄业前身）。他曾长期担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财权在手。源丰润票号自诞生之初，便锚定了独特的业务格局，主营官府汇解银两，兼营南北商业汇兑，为其扩张筑牢了雄厚的资本根基。短短十余年，源丰润票号开启全国乃至海外布局，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上海、宁波等国内各大经济重镇皆设分号，触角更延伸至新加坡等海外商贸枢纽。彼时，沪上金融界有“南帮双雄”之说，一是李鸿章家族旗下的义善源票号，二就是严信厚的源丰润票号。两家票号并肩而立，稳居江南金融机构顶端，是清末最具实力的金融巨擘。

严信厚手握充盈的金融资本，并未囿于银钱周转的安逸营生，反而心怀实业救国之志，以金融之力滋养民族工业。1904年，严信厚又联手同行在纺纱厂的厂地上，建立了一家以蒸汽作动力的面粉厂，即“通久源”面粉厂，这是我国早期的机器面粉工业之一。1905年，张玉成等人集资在城区濠河街开办我市第一家机器榨油厂，严信厚积极参与创办过程，并投入资金。因为榨油厂利用“通久源”轧花厂剩下来的棉籽榨油，所以厂名叫“通利源”。此外，他还在慈城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家火柴厂，即“慈溪火柴厂”。当时，曾有老友劝说严信厚：“票号稳赚不赔，坐拥百万资本，安享富贵即可，何必冒险涉足实业？”他摇头坦言：“金融为血脉，实业为根基，无实业支撑，银钱流转皆是泡影。”像严信厚这样的先行者，看清了时代大势，手握票号资本，不逐官场虚名，不贪银钱安逸，反倒将资本尽数投入本土实业，值得后人赞叹。

由此，又联想到“状元公”张謇筹办大生纱厂之艰难，他原计划招商股60万两，捧着募捐册跑遍江南各地，换来的尽是冷笑与嘲弄。最窘迫时，他在街头挂牌卖字换钱，连几个铜板都收，全部加起来仅募得三四万两。直到1898年，张謇通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协调，领用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锭机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形成“官商合办”并约定“按年取息，不问盈亏”的模式，大生纱厂在创建后的第三年，才正式大规模生产。这与严信厚创办实业，资金取于自家经营的源丰润票号，形成天壤之别。

金融业，确为实业界的“蓄水池”。

（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