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祥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九（梁纪五），记载了公元519年北魏洛阳国库里发生的一件事。“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胡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夺其绢，使空出，时人笑之。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少，对曰：‘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之。”

有一天，北魏胡太后驾临绢帛库房，王公、妃嫔、公主一百多人随行。库中绢帛堆积如山，太后一时兴致大发，下令众人随意取绢。有人双臂层层叠起，有人俯身全力怀抱，取货最少者也不下百余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二人，因为扛的绢太多太重，不慎跌倒在地，一个扭伤了腰，一个崴了脚，胡太后命人夺下他们手中的绢，让他们空手离场，遭到耻笑。李崇家财丰厚，堪比北魏首富高阳王元雍，章武王元融更是“素以富自负”，却这般狼狈，实在可笑。

不同的是，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绢，胡太后怪他拿得少，崔光答道“臣两手唯堪两匹”，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两匹绢。太后听罢，点头赞叹，其他则无不羞愧垂首。

崔光并非故作清高，也不是刻意安贫以博取美名。恰恰相反，他身历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官至侍中、中书监，参与军国大政，深得胡太后信任。论权位、资历、恩宠，他完全可以多取绢帛，甚至可以是拿得最多的那一个，可他偏偏只取两匹绢。

为什么？他说得极简单明了：人只有两只手，与其多拿多占，徒留狼狈，不如适可而止，拿自己拿得动的、该拿的、心安理得的。

这份克制和清醒，堪称珍贵，也让人深思：为什么崔光能做到的事，那些富可敌国的权贵却做不到？答案并不复杂。并非他们不知道“两只手只能拿两匹绢”这个道理，可欲望一旦上头，理智便自动让了路，贪念像野草一样疯长。

这便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弱点：总觉得越多越好，总害怕自己吃亏，总忍不住跟别人比较。崔光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跳出了这个怪圈。他不跟别人比谁拿得多，他只跟自己比，自己需要多少、能拿多少、该拿多少。这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一种主动选择，一种清醒权衡。

崔光那句“两手唯堪两匹”，正是在说一个人的欲望该有个边界。两只手能拿多少，就取多少；一个人能消化多少福分，就享多少福分。超出边界的部分，要么攥不住，要么压垮人。古人讲“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讲“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崔光将这份自知之明具象化了。

崔光年轻时便以孝行闻名乡里，后入朝为官，始终秉持“以正道事君”的原则，不曲意逢迎，不攀附权贵，清正审慎，立身刚正。胡太后宠信奸佞、大肆兴建佛寺、耗费国库无度，崔光屡次上书谏止，引经据典，言辞恳切，从不畏惧触怒权贵。他曾说：“臣闻王者以民为基，民以食为命。”

反观那些争先恐后、左揽右抱的大臣们，在史书上大多没有留下好名声。有人因贪赃纳贿被罢官削职，有人卷入权力斗争身死名裂，有人纵容子弟横行乡里致满门获罪。见利忘义、贪得无厌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崔光一生清慎自守，去世时“家无余赀，唯有书籍数千卷”，朝廷追赠美谥，史家高度评价，千载之下，依然令人敬仰。

人有且只有两只手，又何必拿那么多呢？两相比较，到底谁更聪明，谁更糊涂，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