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方萍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向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谭某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AI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谭某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谭某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后谭某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7月23日红星新闻）。

此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引发的次生灾害令人深思：因谭某某频繁作案，多个电商平台竟将整个衡山县标记为高风险地区。这意味着，当地无数遵纪守法的普通消费者，可能因此面临下单受限、审核加严甚至无法购买的尴尬。这种“一人得病，全家吃药”的现象，是算法治理下典型的“数字株连”，其背后的逻辑漏洞与伦理风险，比一起诈骗案本身更值得警惕。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风控是平台保障交易安全的核心手段。通过分析IP地址、收货习惯、退款频率等，精准识别潜在风险。然而，当算法的颗粒度粗糙到以“县域”为单位进行“一刀切”的歧视性对待时，技术便从“守护者”异化为“伤害者”。这种基于地理位置的“连坐”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懒政。它为了降低平台小概率的坏账风险，不惜牺牲广大无辜用户的便利与尊严，将个体的道德瑕疵无限放大，转嫁给整个地域群体承担。

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更在无形中制造了地域歧视与数字鸿沟。当一个地区被算法标注为“高风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便在数字世界中成了“二等公民”。这种隐性的排斥，比现实中的白眼更难以察觉，也更难以申诉。它切断了该地区与数字经济红利的正常连接，让诚信者为失信者“背锅”，严重违背了法治社会“责任自负”的基本精神。

面对“羊毛党”和职业骗赔，平台理应升级技术，将打击矛头精准指向具体的“人”而非模糊的“地”。通过生物识别、行为轨迹分析等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对个体的精准画像，而非搞“地域黑”。如果因为无法识别具体的坏人，就关上一扇门挡住所有人，这不仅是技术的无能，更是商业伦理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