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芯蕊

在漫长的岁月中，很多文物损毁消失或文字漫漶不清，一纸形貌如初的拓本却能以另一种形式使之长久传承。作为中国独有的古老文献复制技艺，金石传拓素有“古代复印机”之称。其以宣纸覆于器物表面，以墨色拓印纹路字迹，让碑碣、石刻、青铜器上的文字与图案纤毫毕现地落于纸端。

近日，“金石缘文字乐——新见金石铭刻・名家篆刻原拓展”在宁波陈振濂书学馆展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张奕辰从其藏品中精选50余件（组）青铜器全形拓、金石陶瓦铭文拓本以及近现代篆刻名家原石拓印屏等，作为这次展览的核心展品。

吉金乐石，一纸之间。这场看似小众的展览，远不止一次私人收藏的公开展示。它更像是一把钥匙，借由金石拓本打开历史细节，也映照出金石与印学相生相长的深层脉络。

拓墨为史

对今天而言，拓片早已不是简单的文物复制品。透过专业释读与科学归纳，它们能在史书典籍之外搭建起一座新知宝库。同时，当题跋创作、诗文书画融入其中时，拓片又能够化为承载文人风雅的文化载体。

此次“金石缘文字乐”展中，金石拓片占到展品总数的近半，时间跨度从先秦延伸至汉唐，品类涵盖吉金全形拓、石磬铭文拓、砖瓦陶文拓、骨签刻辞拓等。这批拓片虽非足以改写学术定论的考古重器，却自成体系：上可窥探先秦汉唐的礼乐制度与王朝规制，下能触达民俗生活与精神世界，兼具史料参考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

吉金与石磬拓本，是古代礼乐制度与手工业规制的直观载体。展厅中，一组题为“零金碎玉”的拓片三挖，集中呈现了战国时期至汉代的青铜器物样式及其铭文。其上幅收录了战国晚期青铜鼎铭文残片，铭文上详细标注了这一器身的高度、耳距、容量与重量，是典型的“物勒工名”传统产物，清晰反映出先秦青铜礼器的标准化生产与权责追溯制度；其下幅以全形拓的技法完整复刻了汉代“重銮耳铜灯”的形制，灯身刻有明确的重量铭文，还原了汉代贵族的日用器样貌。

同样承载礼乐传统的还有战国时期的石磬拓片。作为古代的一种石质乐器，石磬与青铜编钟共同构成王朝雅乐体系，多用于祭祀、朝聘（外交）、宴飨（礼仪宴饮）等重大礼仪场合。此次展出的石磬拓片，清晰地保留了磬身铭刻的乐律辞文。透过拓片，既可以看见古人对音律秩序的精微追求，也印证了彼时“礼以分等，乐以和人”的治理哲学——礼乐，正是维系王国秩序与人心和谐的核心纽带。

如果将“视线”从庙堂礼乐转向民俗文化，展览中的砖瓦陶文与骨签拓本，则藏着古人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与精神世界。

在一组“西汉天干地支骨签拓本”里，九枚汉代骨签分列三行，签面刻有甲子、甲戌、戊子等干支字样。汉代，受阴阳五行学说与谶纬文化影响，干支纪时、占卜择吉的传统在民间影响深远，小小的骨签之上，留存着古人对天地时序的认知与对日常生活的祈福。

而“汉东井戒火陶井栏全器拓本”，则完整地呈现了井栏的立体样貌。栏身四面刻有“东井”“戒火”铭文与持铎人物纹饰。古时民居以木结构为主，火灾是城市民生的严重隐患，井栏之上铭刻戒火警示，既是古代城市防火制度的民间缩影，也承载着百姓对平安生活的朴素祈愿。

此外，多件汉砖、三国砖拓本同样充满人间烟火气。包括带有“黄龙”“五凤”年号的三国砖拓，“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吉语砖都传递着人们对安稳生活的普遍期许。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金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题跋与补绘同样为这批拓片叠加了厚重的人文内涵。比如在“汉东井戒火陶井栏全器拓本”上，鲁九喜等金石学者题跋考释，厘清了过往“戒火”误读为“灭火”的旧说，还有书画家补绘守兽、补书朱字“井水美”，让一纸拓本兼具史料考辨的严谨与文人雅玩的意趣。

再比如，不少当代书画家还在古砖拓片旁补绘朱竹、灵芝等，金石的厚重与文人画的灵动融为一体，让古老的砖瓦拓片焕发出新的审美活力。

刀石相生

不少人对篆刻的印象，停留在书画作品角落那方小小的红色印记。但很少有人知道，篆刻艺术的根脉，始终深植于金石学的土壤之中。二者本就同源共生。此次展览展出的多组近现代名家篆刻原拓印屏，便直观印证了这一脉络。

清代，金石学全面复兴，文人学者跳出故纸堆，把目光投向山野间的碑刻、出土的青铜器、砖瓦与钱币，将金石文字的审美与意趣融入篆刻，直接催生了文人篆刻的鼎盛时代。

展厅里集中呈现的钱松、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等晚清名家印蜕，每一家的风格都能找到清晰的金石源头：

赵之谦率先打破“刻印只学秦汉印”的旧规，把六国钱币、秦代诏版、汉砖瓦当上的文字融入印面，为篆刻开辟了全新的取法路径；

吴昌硕从石鼓文、汉代封泥、瓦当文字中汲取雄浑苍茫的气质，以“钝刀硬入”的刀法刻出厚重朴拙的印风，成为近代印坛的标杆；

徐三庚则深受三国《天发神谶碑》奇崛书风的滋养，篆刻飘逸舒展、姿态生动。

印从书出，书从印入。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的张奕辰认为，浩如烟海的金石遗存，就是篆刻艺术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也正因金石学的深厚滋养，篆刻才从最初的信用凭证，彻底升华为文人寄情托志的独立艺术。金石与篆刻的双向滋养，在今天仍在延续。而这也是此次展览想要传递的核心意涵之一。

不仅如此，方寸印章，看似小巧，其背后藏着的故事与厚重的人文分量，也为展厅里的这批金石拓片添了不一样的温度。

比如一枚由陈巨来为徐伯郊所刻的印章，便能牵出一段国宝回流的往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清宫旧藏文物流散香港，徐伯郊以藏家身份为掩护，全力奔走抢救国宝，著名的“三希堂”法帖等珍品经他之手重返故土。一枚小小的石章，刻录着一代文物守护者的家国情怀。

而一代篆刻大师方介堪赠予林乾良先生的样板戏主题印屏，则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印文内容取自《沙家浜》《红灯记》等现代京剧，是特殊年代篆刻艺术与社会生活结合的独特标本。

再有，展品中一方叶潞渊的印章，印面写着“四明张氏望云草堂甲子以后所得书”——这其实是叶潞渊特意为挚友、宁波大藏家张鲁庵刻制的。两人同拜在赵叔孺门下，可谓师出同门。张鲁庵虽然是本地知名的商界人士，却把大半生精力倾注在印学上。他前前后后收集、整理了四百多种历代印谱，珍藏的明清名家印作灿若繁星。也由此可见宁波金石篆刻的收藏传统。

因金石结缘，以文字为乐。当观众细细品读每一方拓片的文字，了解每一枚印章背后的递藏往事与人文佳话，便会对“金石缘文字乐”的展名生出更深的体会。

作为一场聚焦金石篆刻的专题展，此次展览既是私人收藏面向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开放分享，也是传统金石文脉在当代的一次鲜活呈现。展厅之内，既有吉金砖瓦的古朴形制、篆刻印章的精微刀法，也有考辨释读的学术意趣、题跋唱和的文人风雅，更有代代藏家接力守护文脉的情怀。

器物之美、学术之思、人情之暖，交织相融。

（本文图片由陈振濂书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