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虹

《胭脂》出自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不涉妖狐鬼怪，而是一篇纯粹的“公案小说”，讲述东昌府胭脂与秀才鄂秋隼的一段姻缘，因绣鞋遗失引发命案，历经三次审理方才真相大白。蒲松龄以“异史氏”之名留下评语，强调“审慎治狱”的重要性。这一主题穿越三百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61年，魏峨、双戈将其改编成越剧，次年由浙江越剧一团公演，引起轰动。改编跳脱原著风月纠葛（小说中宿介风流成性，对胭脂确有企图，改编后则摒弃了这层色彩），情节转向案件审理、责任担当和人间道义，让一则民间公案升华为叩问良知的经典。六十年后，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越团）推出青春版《胭脂》，以男女合演复排经典，完成了又一轮传承与新生。

长久以来，越剧观众习惯了女小生的阴柔之美，那是一种经过艺术提纯的、近乎理想化的男性形象。此次演出，让舞台上的所有男性角色真正“回归”，在声腔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女小生惯用的高亮脆甜，转为宽厚与沉实，与“公案戏”的正气浑然相融。表现在《胭脂》中，吴南岱无论是断案时的严词质问，还是“寻思”一折中的内心独白，都因这份浑厚而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青春版《胭脂》最打动笔者的，是优秀青年演员郑森化对吴南岱“转化”过程的细腻把握。

吴南岱“断过不少案子，非常自信”，甚至以清官自命，这也是百姓对他的评价——第五场亮相时的意气风发，面对案情时的果断决绝，让观众看到一位年轻官员的抱负与决断。然而问题恰恰出在“太过自信”上：从自信到自得，从自得到自满，从自满到自专，最终滑向自欺。这一连串的递进，将他的成长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十场“寻思”是全剧的戏眼。后堂高悬的“慎思守志”四个大字，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当吴南岱意识到自己可能错判，内心陷入天人交战——翻案则名声扫地，不翻案则良心难安。

郑森化在这一段借助帽翅功，将角色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只帽翅颤动，另一只静止，分明就是那颗摇摆不定的心。最终吴南岱决定“哪怕为此丢官”也要重审。从自信、自得、自满而能自省——这才是最难得的。这份敢于自省的勇气，正是阳刚之气的底色：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奋发凌厉。这一刻的吴南岱，帅气的不再是外表，而是知错能改的担当与直面内心的勇气，正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鲜活呈现。

剧本之妙，还在于道义与情理的平衡。改编删去原著芜杂，宿介与鄂秋隼在蒙冤之际互相鸣冤、彼此担当，人物之间平添了一份义气，使剧风更显刚健正气。演员表演细腻传神，身段、唱腔、念白皆见功底，让老戏有了新的青春质感。

环顾剧场，观众席的面孔与舞台同样年轻，其中男性观众的比例之高在越剧剧场里堪称罕见。他们讨论帽翅功、品评唱腔，那份投入打破了“越剧只有中老年女性爱看”的刻板印象。当舞台上的小生不再是女演员反串的“俊秀”，而是男演员本真的“帅气”；当声腔不再是高亮婉转的柔美，而是气息下沉的浑厚——越剧的观众边界，正在被悄然拓宽。台上24岁，台下正青春。这一晚，经典与年轻人在剧场里完成了双向奔赴。

一台好戏亦有可打磨之处。其一，第一幕中胭脂手拿“牛医卞氏”牌匾出场，挂上后却将脱落的一面朝外，不合情理。不如省却挂这个动作，让场面更加利落。

其二，高靴的问题。郑森化身形高大挺拔，配上高靴站在台上，越发显得魁梧。尤其当他以货郎身份出现时，短打高靴比例不够协调。宿介跪公堂一幕，高靴也让演员的跪姿显得吃力。男版小生是否可以考虑适当调整靴高，让舞台视觉更加均衡，值得探讨。

其三，舞台布景过于简约。整台戏的舞美设计走的是极简路线，虽然“以少胜多”是传统戏曲的美学追求，但回想20世纪80年代电影版那摇曳的杨柳，总让人怀念那份恰到好处的写意之美。

瑕不掩瑜。青春版《胭脂》以男女合演拓新路，以公案精神铸戏魂，既守得住传统文脉，又接得上当代审美。它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经典从不过时，只要以诚心传承、以匠心打磨，便能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响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