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敏明

项元汴（1525年—1590年）是明代名臣项忠的后裔，出身显赫，家资富足。他博雅好古，终身不仕，倾心收藏与鉴赏。他在嘉兴府城灵光坊所建的天籁阁，被誉为明代最重要的私人藏宝阁之一，后世更有“一座项氏天籁阁，半部中华书画史”的盛誉。

有学者据项元汴千字文编目估算，其藏品约有2190件。天籁阁所藏书画，多为唐宋元至明中期吴门名家流传有序的真迹名作，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王羲之《瞻近帖》，唐代韩滉《五牛图》、怀素《自叙帖》，北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元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他能构筑如此庞大的收藏帝国，离不开家族雄厚财力的支撑。其父项铨诚信经商，积累巨额财富；两位兄长，一专注于文艺、一入仕途，家产最终汇聚于这位幼子手中。

项元汴对收藏的痴绝，在“以琴换帖”一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珍藏一张唐代“天籁”铁琴，爱若至宝，楼阁也因此得名。当怀素《自叙帖》真迹现世，卖家索价两千两白银，相当于一位知县四十五年的俸禄，即便家资丰厚，他一时也难以筹措。在阁中徘徊数日，对笔墨的痴迷终胜琴音之爱，他以天籁琴叠加巨款，换回这卷狂草圣迹。

得宝之后，项元汴在《自叙帖》上钤盖七十余方印章，密密麻麻如繁星点缀。后人多以“破坏美感”诟病此举，却鲜少体会其中深情：那不仅是所有权的宣示，更是一种极致喜爱却不知如何表达的笨拙，一种恨不得与作品融为一体的痴心。

如果说“以琴换帖”尽显文人痴迷，那么他在韩滉《五牛图》卷尾留下的记录，则显露其商贾本色。他用工整小楷写明购买时间、地点与价格，如同清晰账册，与文人诗词题跋截然不同。旁钤“此”字印，正是其千字文编号的体现。每得一物，他皆详录交易、编定字号，建立起完整的收藏档案。

这种将商业管理思维注入艺术收藏的做法，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他构建的可追溯、可验证的藏品管理体系，既方便他平日摩挲把玩，更为后世鉴定留下珍贵依据，让伪造项氏旧藏的难度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项元汴将商业才能完美运用于收藏实践。他深谙艺术品市场规律，建立了广泛的收藏网络，从苏州、杭州到南京，都有为他搜寻珍品的“经纪人”。他对藏品价值的精准判断，既源于艺术修养，也得益于商人的市场嗅觉。天籁阁的收藏在质量与规模上均冠绝一时，甚至在规模上前无古人。

项元汴的收藏绝非“独乐乐”。天籁阁是明末江南最活跃的艺术沙龙，汇聚天下文人名士。《嘉禾征献录》记载：“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

青年项元汴曾得文徵明亲授，这为项氏收藏奠定了“吴门”正宗的品位基调。他与仇英的交往尤为人称道，项元汴邀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家长住家中十余年，提供无数古画供其临摹研习。这段经历直接滋养了仇英的艺术，助其终成“明四家”之一。天籁阁最重要的客人莫过于董其昌。青年董其昌曾在此尽情饱览晋唐真迹，这段经历被他视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自称“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项氏收藏中蕴含的笔墨传统与审美趣味，深深影响了董其昌“南北宗论”等划时代艺术理论的形成。

项元汴常在藏品上钤盖“子孙永宝”之印，期盼珍宝世代相守。然而历史无情，在他去世约55年后，清军攻破嘉兴，天籁阁毁于战火，藏品星散四方。那方“子孙永宝”之印，终成一声令人唏嘘的叹息。

但天籁阁的文脉并未中断。散佚珍宝部分归入清宫，成为乾隆帝最珍视的收藏。乾隆特在承德避暑山庄设立“天籁书屋”，专贮项氏旧藏，以表追慕。今天，当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五牛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赏《鹊华秋色图》，乃至在海外博物馆与项氏旧藏相遇时，看见的不仅是丹青瑰宝，更是一段跨越四百年、生生不息的文明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