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敏明

看椅子如同看建筑，首重其“型”。“型”决定了椅子的整体格调，之后才是线条与雕刻。若型不佳，纵使其余部分出色，也难称上品。一把椅子的造型，往往由三个因素交织而成：一要合乎人体结构，二要遵循礼仪规范，三要满足审美追求。三者交融，侧重各异。譬如躺椅首重舒适，太师椅强调威仪，如圈椅、梳背椅等，则在艺术美感的表达上要求更高。

梳背椅，没有宝座的威严，也不似圈椅那般雍容文气，它独有一份清瘦秀雅的风骨。其靠背由多个圆形木条均匀排列而成，状如梳齿，故名“梳背椅”；又因木条似笔杆，也得名“笔杆椅”。

此椅之设计灵感，源于中国传统建筑。其靠背样式，与古典园林等建筑中常见的“柳条式”窗格异曲同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便盛赞此类窗格“疏朗又简练”。工匠将建筑上的审美趣味移植于家具，让人似能感受到透过窗棂的斑驳光影，实现了建筑与家具在美学上的共鸣。

梳背椅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为不带扶手的圆杆“单背梳背椅”，由普通靠背椅演变而来。若其单背造型尤为挺拔，形如石碑，则常被形象地称为“一统碑梳背椅”。其二为带扶手的“扶手梳背椅”，多在玫瑰椅形制上变化而来，靠背与扶手皆装圆杆。

文气的“圆杆”固然是其视觉核心，然其工艺之精妙，不止于此。其扶手、搭脑与腿足之间，多采用工艺要求极高的“角榫”接合，严丝合缝，坚固耐用。座面之下，或饰以简洁的“券口牙子”，或采用“罗锅枨”配以“矮佬”“卡子花”，在加固结构的同时，亦增添层次与细节之美。

一把上品的梳背椅，绝非几何构件的简单组合。细察椅背圆杆，常呈轻微的“S”形曲线。正面观之，线条整齐利落，挺拔端正；侧面视之，则见其微微弯曲，如弓轻张，暗合人体脊背的弧度。于是，刚劲的直线与柔和的曲线得以统一，在挺拔与优雅间寻得平衡。

明式与清式梳背椅，风格意趣有别。明式追求极致简约、空灵与线条之美，文人气息浓郁；清式则往往于细节处增添装饰，整体气质稍显厚重。正是这些风格差异，结合具体的工艺与用料特征，成为我们判断其年代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年代更早、形制更经典的明式家具，收藏价值亦更为人所重。

材质深刻影响着梳背椅的气质。黄花梨木为首选，其纹理与色泽自带文人清雅；紫檀、红酸枝等，则显静穆高贵；而江南地区常用的榉木，尤为凸显质朴文雅之风。更有竹制梳背椅，如《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所绘湘妃竹制梳背椅，天然斑痕点缀，造型较木制更为轻盈秀气，格外能衬出古代仕女的娴雅风韵。

梳背椅的清雅之风，尤与书房、茶室等空间相得益彰。浙东闻名的缑城黄坛“四堂一楼”（厚诒堂、克绍堂、益善堂、居易堂及小姐楼），为严氏坤房“金、石、丝、竹”四支宅邸，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始建，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方全部告竣，历时三朝。其建筑雕饰（木、石、砖）精彩纷呈，所出清代中期家具亦件件精良，印证了好家具一定出自优秀建筑的道理。益善堂内设一书斋，主人严德纯（贡生）一生爱兰，书斋落成时，其外甥潘采田（贡生）赠以“兰王盈庭”匾额，至今仍悬于门首，字体隽秀，墨迹犹存。此斋曾藏有一套四把清中期的明式扶手梳背椅，以红榉木制成。其圆杆细巧，靠背带“S”形曲线，经二百年岁月的摩挲，包浆浑厚如玉，质感近似黄花梨，极为雅致。该套梳背椅最初由缑城任先生收藏，后为中国台湾陈姓藏家所得，曾在香港中华明清家具展中展出，一度传为佳话。

梳背椅之美，深得“少即是多”的意趣。木料为“实”，圆杆间隙为“虚”，虚实相映，气息流通。静坐其上，仿佛有清风拂来，让人平心静气。此种摒弃繁缛、直探本真的审美，恰与甬上浙东文化中所深植的“王阳明心学”精神相契合。心学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崇尚本心与理性。梳背椅以其简洁的线条、虚实相生的结构，以及对人体的微妙关照，摒弃了无谓的装饰，直指功能与形式的和谐本质，正是“返璞归真、直指本心”这一哲学思想在器物层面的生动体现。

（应敏明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