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雁冰

“人生如梦，若梦非梦；浮生何如？如梦之梦。”话剧《如梦之梦》以超大的时空体量与环绕式舞台，重塑了华语剧场的观演尺度。

前不久，央华版《如梦之梦》来宁波上演，尽管演员几经更换，时长略有缩短，观剧体验依然妙不可言。在“如梦”的剧场里，与其说是观演，倒不如说是一次集体的精神“入梦”。

“入梦”：追随五号病人的寻找之旅

入职第一天的医生小梅，无法面对病房中接连离去的生命，通过“自他交换”疗法，恳请五号病人“讲出你的故事”。由此，现实与梦境的边界打开了一条裂缝。而五号病人的声音，成为观众“入梦”的唯一导引。

五号病人的故事是一段寻找之旅。儿子夭折，妻子神秘失踪，被无名高热反复折磨的他，从台北出发，踏上未知的旅途。在巴黎，他遇见了同样“漂泊的灵魂”江红，并因一个号称能“看见自己”的湖和一幅神秘的画像，将寻找的方向从失踪的妻子转向尘封于历史的传奇女性顾香兰。从寻找一个具体的人，到探寻一段被遗忘的命运，五号病人的“梦”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使个人的、当下的焦虑，沉入历史的命运长河。

这场“入梦”之所以如此彻底，不仅因故事本身的离奇，更因编剧赖声川把故事讲出了“梦中梦”的效果。如果把整个故事比喻成湖面，层层梦境便如泛起的涟漪。外缘是病房里倾听的医生，感受着梦的波澜；中间是五号病人的寻找之旅，妻子与江红的梦境是由此荡漾出的波纹，丰富了梦的肌理；而最核心处——激起涟漪的那枚石子，是顾香兰跨越半世纪、连接上海与巴黎的传奇人生。这是一种立体式的环环嵌套，“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一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故事与故事彼此镶嵌，人物与人物互为镜像。

最终将观众牢牢吸附进这场大梦的，是那革命性的舞台。演员在环形舞台上或徐或疾地行走，故事随时可能在四周发生。这种强大的视觉诗学，模拟了一种命运轮回与时光循环的意象，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流动的。“莲花池”中的观众身处故事发生的“中心”，被故事三百六十度地“环绕”与“经过”，亦在不觉间成为梦的一部分。

“大梦”：旁观顾香兰的一生

随着五号病人的指引，观众进入了顾香兰的生命，“鸟笼外面，是一个更大的鸟笼”，她如“大梦一场”的人生豁然展开。

在“天仙阁”里，被众人追捧的顾香兰，内心厌恶被物化的命运。当倾慕她的丝绸铺小开王德宝因家道中落无力兑现承诺时，法国伯爵亨利·杜象出现，仿佛递来一把打开金丝鸟笼的钥匙。年轻的顾香兰怀抱着对自由的孤勇，告别过往，远渡重洋。

然而，诺曼底的城堡是另一个更精致的鸟笼。顾香兰很快发现，伯爵爱的是她身上被标签化的东方神秘感，视她为一件用来炫耀的收藏品，享受着塑造她带来的成就感。当顾香兰在巴黎接触现代艺术，她的自我苏醒了，这场关系便走向破裂。伯爵无法忍受她拥有自己的意志，最终以一场卑劣的假死脱身，并留下巨额债务。中年的顾香兰从云端跌至谷底，发现真相后，她的爱与尊严被彻底碾碎。

讽刺的是，当年无力拯救她的王德宝，从巴黎带她回上海。行前，她在伯爵临终前见了他最后一面，了却恩怨。晚年的顾香兰独居上海，当命运派来的倾听者五号病人出现时，她平静地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和盘托出，随后安然离世。

在赖声川的笔下，顾香兰的一生是不断撞向笼壁的一生，她所经历的“被定义—反抗—被抛弃—觉醒—和解”，既呈现了个人命运的无常，更揭露了女性在时代与性别结构中，追求自由与尊严的代价。可贵的是，在承受了背叛、战争、贫困与遗忘之后，她始终保持着惊人的生命韧性。尽管创作者投以悲悯，却也冷静地点明了时代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客观局限”——顾香兰的每次“逃离”都依附于男性的介入，从未摆脱“寻找新依附”的框架，她始终未曾获得独立于男性关系的社会身份，也未曾得到过一份基于平等被“看见”的爱。

正因如此，那个风雪夜里，中年顾香兰褪去华服，决绝走出诺曼底古堡的那一幕，才足够震撼人心。天仙阁一别，青年顾香兰褪去华服穿过人海，走向舞台深处时，对面站着未来的“自己”，而此时穿越风雪的她，前方已空无一人。也正因如此，到了生命尽头，老年顾香兰对五号病人说出“其实我们一辈子就好像一出戏，这出戏是我们自己编的。戏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是我们自己在决定”才弥足珍贵。她终于挣脱了枷锁，与“真实的自我”相遇——我们既是梦（人生）的被动承受者，亦是梦（人生）的主动讲述者。

“解梦”：借着《庄如梦》穿越虚实

如果说五号病人的追寻是梦境的湖面，顾香兰的人生是梦境的湖底，那么将这两者串联起来并赋予整个梦境以哲学光辉的，则是伯爵留下的小说——《庄如梦》。这也是全剧最为精妙的“元叙事”设计。

《庄如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末年，庄如梦因触犯禁令被抓入大牢。在生命的最后几日，他几乎整日昏睡，在梦中筑造了新世界，最后借死亡遁入自己编织的梦境，获得新生。

小说《庄如梦》在剧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它是五号病人在巴黎找到的关键“麦高芬”（电影术语，指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元素），推动着后续寻找之旅的发生。它是伯爵试图理解或逃避与顾香兰关系的艺术投射，预演了他金蝉脱壳的计划。它更是一面横亘于所有角色之间的镜子，让每个人物都在顾香兰身上找到自己的镜像。更有趣的是，它创造了《如梦之梦》的叙事奇观——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伯爵），写出了另一个故事（《庄如梦》），而此故事的主题（造梦求生），又恰恰映照并影响了读故事的人（五号病人）的命运，而此人的命运，又反过来与写作者的现实人生（伯爵与顾香兰）紧密交织。这便构成了一个庄周梦蝶式的、虚实互渗的莫比乌斯环。

借由《庄如梦》作为穿越虚实的密钥，五号病人在阅读时惊觉，伯爵的罪与罚、顾香兰的爱与殇，与自己当下的孤苦病痛，竟形成深刻的共鸣，伯爵以写作遁逃，五号病人以旅行逃避，都是人类面对虚无时相似的防御机制。更为深刻的是，当五号病人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也可以像“庄如梦”一样，被讲述、被审视、被重构时，他便从一个被命运折磨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叙述者与意义赋予者。

最终，讲述本身成了一种庄严的仪式，让所有入梦的人得到疗愈。顾香兰在讲述中放下了半生爱恨，让五号病人照见了自身痛苦的普遍性。五号病人在讲述中获得了灵魂的和解，也让倾听的医生在给予中获得了平静。而观众，也在这场集体入梦中，获得了一种观看生命的全新角度。

剧场灯亮，七个多小时的大梦初醒。尽管环形的舞台没有出口，但领悟却悄然发生——个体或许是孤岛，但命运的故事在深海之下一脉相连，我们都在别人的故事里辨认自己的轮廓，在讲述中完成了生命的仪式。

这或许就是赖声川想通过《如梦之梦》留给世间最温暖的启示：人生固然“如梦之梦”，但讲述本身，就是一种庄严的抵抗；倾听彼此，“看见自己”，便是最深刻的慈悲。在无尽的时空回廊中，故事是我们留给彼此也留给自己的，不灭的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