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时代》:艺术电影的宿命与前途

电影海报(图源《狂野时代》官方微博)

飞 白

于《狂野时代》而言,要找到大众观影经验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剧情、线索、主题和逻辑,似乎白费力气。笔者以为,这不是影片叙事方式和呈现效果的“无厘头”,恰恰是导演毕赣标新立异的艺术电影的魅力所在。

毕赣的电影从来都不是商业片,而是“作者电影”——在电影中表达“作者”的观念、理想、认知和审美,不迎合大众口味。这里就非常巧妙地形成了某种对峙,如果“作者电影”想要实现票房热卖,那么必然进行市场迎合,而过多的商业性嵌入,势必会影响影片本身的质地与成色。毕赣的影片上映后评价会出现两极分化,《狂野时代》也不例外,该片一个被热议的现象是,开播三四十分钟后,不少观众依然觉得“没看明白”,不断有人半途离场。当然也有观众为它的镜头语言与单元叙事深深着迷。

本片另一大热议的焦点,非主演易烊千玺莫属。今年11月,他凭借在《小小的我》中饰演脑瘫少年刘春和这一角色,以精准的肢体语言和情感层次,成为中国电影金鸡奖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获得者,也告诉整个内娱谁才是真正的00后演技天花板。那么,在《狂野时代》中,他一人分饰五个角色,究竟带来了什么炸裂表现?

《狂野时代》以五种感官为结构,构造了一则关于梦幻与欲望的感官史诗。视觉篇章中,易烊千玺饰演“迷魂者”化身,是一个佝偻丑陋的怪物,生活在充满压抑和黑暗的环境中,展现出角色内心的孤独与挣扎;听觉篇章中的邱默云,是一个眼神清澈却暗藏杀机的美少年,易烊千玺通过细腻的眼神和动作,将角色在道德困境中的复杂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味觉篇章中是一个还俗的年轻僧侣,在孤庙中与陈永忠饰演的“苦妖”相遇,诠释出“痛感即记忆”的哲学;嗅觉篇章中饰演的是一个市井气与狡黠并存的中年骗子,他与郭沐橙饰演的小女孩组成搭档,利用“嗅觉识牌”进行诈骗,表演得幽默诙谐;触觉篇章中的阿波罗,易烊千玺与李庚希饰演的少女邰肇玫在千禧年前夕的重庆山城相遇,他以独特的红发造型和充满张力的表演,诠释自由、爱和个性。

在那个“迷魂者”的角色中,易烊千玺在人与神、半梦与半醒之间的麻木与清醒中反复切换,以及有些很具有实验性的默剧式表演,给笔者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意外。这种极具挑战性和突破感的角色,对任何一个有野心的演员来说,都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的。由此可以看出,或许在易烊千玺的从影之路上,《狂野时代》不是奔着票房去的,而是要到了一张步入国际影坛的“入场券”。

当“迷魂者”在影片中走过五个章节,亲临20世纪的历史时空,体验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种感官,去寻找被人遗忘、最动听、最苦的、永远找不回来的和最遗憾的东西,解开各种情感困惑后,电影最后一个章节“心灵”指向“意识”这个概念,即脱离尘世的欲念,便能抵达超凡的境界。如果把这一说法对应整部电影,“迷魂者”正是在各个感官章节中经历并放下了“执着的东西”,迎来了新生。对于艺术电影这种形式,究竟是一次拍摄完成后放下,还是有更深的执念?我想“迷魂者”就是“作者”,也是每一个走进影院看完整部影片的观众。因为只有经历过生活磨砺的心灵,才配得上这段光影闪耀的奇异旅途。单单第一章节,观众就能看到卢米埃尔兄弟的《水浇园丁》,影史第一部科幻片《月球旅行记》,第一部吸血鬼电影《诺斯费拉图》,更有《科学怪人》《剪刀手爱德华》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致敬”意图,更大的价值是导演对于专业素养的秉持和影片的精巧构思。

看完《狂野时代》,笔者内心真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艺术电影区别于商业影片的独创性、实验性和跨界性,这三重特质对于推动未来中国电影生成的导向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意义极为特殊。从市场反应看,囿于大多数观众的观影审美范式,“看不懂”成为话题,然而《狂野时代》的出现,推动观众从“观看者”变为“故事参与者”,重塑叙事逻辑,着实让人不得不叹服电影艺术的生发与辐射,不单是在它自身领域内达成的某种“自然景观”,而是通过不停破圈,在更大的艺术场域带来文化根性与全球化传播。

导演毕赣以“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做梦,会怎么样呢?”为创作灵感起点,他认为,在原始人的记忆中,梦的意义就相当于电影对于现代人的价值——人类在黑暗中需要光。中国电影的新突围和自我价值再确认,正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作品,丰富和拓展中国电影的叙事新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