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鹿的身上，古人希望四时有鹿（禄），吃穿不愁；在蛙与蛇的身上，古人寄托了子孙绵延的祈盼，创造出女娲、伏羲的神话。”翻开任疆的《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开篇便以新石器时代动物图腾的鲜活场景，将读者带入“中国式浪漫”之中。

全书16章对应16种动物，每章围绕一种动物展开。从新石器时代鹿、蛙、蛇的图腾信仰，到商代鸮文化的鼎盛；从周代礼乐制度下虎豹喻君子、熊蛇寓福泽的象征体系，到汉代大一统后狮子、犀牛等外来动物的融入；从魏晋南北朝志怪文学中狐妖的兴起，到唐代开放包容下骆驼载乐、舞狮礼乐的盛景；再到宋元“马上封侯”“爵禄封侯”的谐音寓意，明清“太平有象”“兔儿爷”等民俗文化的勃兴——动物意象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这些定格在文物上的动物图案，不仅是古人情感与诉求的载体，更是我们理解自身文明与文化的钥匙。

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将动物意象的变迁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商代甲骨文中“虎啸生风”的升天仪式，映照出神巫文化下天命君权的滥觞；周人将鸮贬为“枭”而尊乌鸦为“报喜鸟”，则暗含礼乐制度对原始信仰的改造；汉代“辟邪”“天禄”与西域传来的神兽结合，既体现大一统帝国的开放胸襟，又折射出谶纬之学对动物异象的附会；唐代《白蛇传》雏形的出现，更与市民文化兴起、传奇文学繁荣密不可分。这些案例无不说明，动物意象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坐标之中。

（推荐书友：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