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戴松岳的新著《万古江河故园心》，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史学积累与文化思考。全书以六七十位宁波历史人物的评传为主线，同时辅以对姚江文化、慈城慈孝文化、鄞州文化、宁波商帮文化的特征与人物群体性格的剖析。这不仅是对这片土地历史的深情回溯，更是对本土精神的深刻挖掘。读完全书，你会感到，这不仅是一部宁波地方人物史的汇编，更是一部凝聚着温度与文化情怀的精神志书。它在有限的篇幅中横贯千年历史，在史实叙述与文学书写之间找到了极富张力的平衡点，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史识与独特的才情。

戴松岳写就了一部群像式的历史人物评传。他笔下的宁波人物跨越千年，有名臣、志士、才俊。有的彪炳史册世人皆知，如王应麟、张苍水、全祖望等；也有的被尘封在史册角落不为人晓，如追随方孝孺殉道的戴德彝、大明遗民周容、抗倭英雄蒋洲等。

作者用现代人的视野重新审视古人，为那些被时光湮没的生命赋予新的光彩。例如，他对舒亶的评价就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在许多历史记载中，舒亶被视作北宋时期的一位权臣，甚至被贴上“奸佞”的标签。但戴松岳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和多角度分析，从文学史与政治生态双重视角出发，指出舒亶在政治上的复杂性及其对变法的实际贡献。而对赵文华的描述，更具颠覆意味。作者不是为其“洗白”，而是让读者看到在“奸佞”与“智谋”之间的人性张力——一个在明代政治网中进退维谷，仍怀个人忠诚并对桑梓行善良多的人物。这种再阐释的勇气，源于学者的独立精神，也赋予《万古江河故园心》思想上的锋芒。不拘泥于成见的写作方式，使本书在学术严谨之外，也具备了强烈的思辨性与启发性。

书中对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的书写极具发现意义。譬如，世人皆知方孝孺，但忽略了他的好友、探花戴德彝在“不惧灭九族”的血色背景下，选择了从容赴死。戴妻项氏在夫亡家破之际，烧毁族谱，以身试刑，坚如磐石，最终保下了戴氏族人。又如元曲大家张可久，他的作品常与马致远、乔吉并提，但在本土几乎被人遗忘。李慧娘这个戏曲形象经久不衰，而塑造这一形象的正是明代宁波戏剧家、文学家周朝俊。还有抗清英雄王翊的好友陆宇[火+鼎]，在王翊蒙难后，冒死抢下他的首级带回家秘藏，每逢祭日必请出供于案上，然后对着首级痛饮。作者用饱满的笔触，让这些人物从名字变为活生生的灵魂。他们不仅是宁波文化精神谱系中的一环，更是有血有肉、有家国之思、有性情风骨的生命。

戴松岳的文字，既有史家的冷静与坚实，又有文学家的温度与诗意。他精通史料，也善于调动语言的色彩与节奏。在他的笔下，人物往往通过细节入场，文章中时而闪现抒情的句子，时而收束于理性的分析，使作品既有史实支撑的厚重感，又有文学感染的流动感。常让人仿佛置身其间，听到那个时代的声息。这种兼具史学与文学品格的写作，是戴松岳多年功力所至，也与他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深爱文学的历史学者的自觉。以他对宋词大家吴文英的研究为例，耗时35年，写下7万余字，参考近200种文献资料，极尽考证之精审。前半部分是极为专业的词评，作者分析了吴词秾丽而高远的意境、幽艳而凝挚的基调，以及如万花筒般变化组合的意象。后半部分概述了吴词研究的学术成果。这种持久研究与深度钻研，使作品同时具备文学的魅力与学术的权威性。

全书的结构极具纵深，作者在处理点与面的关系时颇见功力。人物是点，时代是面；细节是水流，史识是宽广的河床。每一篇评传都可独立成章，却又在全书的框架中交织成一幅宏阔的宁波文明长卷。他书写人物，不仅关注其个人际遇，还将他们放在时代的坐标系中审视。例如书写宋代人物时，他将其置于全国政治文化格局之中，并描述他们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叙事，使《万古江河故园心》具有“地方书写即国家书写”的意义。戴松岳善用细节穿透时间的壁垒，让人物走出史料的冷寂，成为可以与当下对话的存在。这种“点面结合”的叙事方法，使书的节奏在宏大与细微之间不断转换，既有史学的深刻，又有文学的温润。

辛勤耕耘近四十载，戴松岳的付出终于结出了硕果。如今，他对本土人物如舒亶、史氏人物的重新解读，以及对姚江文化、慈城慈孝文化、鄞州文化、宁波商帮文化的深入论述，已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宁波历史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而这一切的繁荣，离不开像他这样长期专注于史学研究并不懈传播的学者。

《万古江河故园心》的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丰厚与笔法的精妙，更在于它重新启发我们思考：历史为何要被书写？又该怎样生动展现？在信息快速更迭、文化认同不断被稀释的时代，这部书的问世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在大历史中寻找小人物，在小叙事里感受大文明。宁波的故事，地域的故事，终归指向中国文化深层的灵魂——那是一种历经风雨仍能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万古江河故园心》是一部为宁波立根、为文化立魂的书。它所留存的，不只是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