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伟

七八月的傍晚，日头刚沉入西山，蒸腾的暑气仍紧裹着村庄。心急的我早已按捺不住，扛起自家的板凳便往村口小会堂跑。晚上有先生来唱走书，有戏看有曲听，谁不想往那戏台子前凑，抢个最中间的好位置？

戏台不大，用旧门板搭的，也就八九个平方米。一张掉漆的方桌，一把高脚木椅，再加一幅洗得有点发白、绣着先生名号的桌帏，便是全部家当。先生照例坐在桌子右首，桌上三样家伙摆得齐整：一把折扇、一块静木、一条手绢。奶奶常说，这方寸之地啊，赛过咱家后山的林子，装得下千军万马。那时看不懂其中玄妙，只觉得这三样不起眼的东西，在艺人手中竟似通了灵。只见先生手中扇子一展，当真似平地起风雷；静木脆生生落下，急促的马蹄声竟踏破夏日沉闷的空气而来。

在浙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乡村孩子，夏夜的记忆多半是跟着走书长大的。那一腔石骨铁硬的宁波腔，一曲原汁原味的走书调门，再配上静木短促有力的敲击，便足以点亮孩子们整个夏夜的声色。

走书还没开说，整个会场就已挤得密不透风，人声嗡嗡作响。来得早的早已在前排坐定，长板凳竹椅挤挤挨挨坐满了人，蒲扇摇得呼啦作响。迟来的挤在人墙后，伸长脖子踮着脚，孩童们在大人腿缝间灵活地穿来穿去嬉闹不已。就在这时，“咚咚”两声静木击桌，整个会场陡然静寂，如同被施了定身法。说书人嗓音一起，便揪住了全场人的魂灵。笑声随着她的插科打诨如潮水般滚过人群；讲到悲情处，台下便响起一片压抑的唏嘘声。

宁波人常说“走书奔农庄”，一点不假。农闲时、过节了，都会请先生来唱几天。爷爷奶奶最爱张亚琴先生的书场，她一唱就是十天半月。那次，先生唱的是《杨家将》。静木一击，全场屏息，一声“马——来哟！”震得人心头发颤。紧接着一串清脆“嘚嘚”声竟从她唇齿间迸出，右手折扇凌空化作马鞭，抬腿作势上马，活脱脱是杨六郎策马踏破天门关。几十句唱词如湍急流水，一气呵成，会场静得落针可闻，听者浑身热血奔涌，仿佛铁马踏冰河闯入眼底。我屏息仰头，望着先生陡然化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汗水在她鬓角凝成细珠，随着每一个甩袖、顿足的瞬间，簌簌滴落在戏台上。

书至紧要关头，静木骤然一拍：“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晚分解！”满场先是一片静悄悄的，接着就炸开了锅，有人笑骂“这先生真会吊人胃口”，有人则嚷着“明晚还来”。先生给乡亲们“吊胃口”，悬着的好奇心无处着落，众人只得一步三回头。回家路上，奶奶背着早已打瞌睡的我，她手里的蒲扇还在不紧不慢地赶蚊子，嘴里却已哼着先生刚唱的调儿。

那时，先生恰好借住在我家。每到吃饭点，母亲便显出格外的郑重来，在灶间早早忙碌，将井水浸过的西瓜切好，端上饭桌，说先生嗓子金贵，要西瓜润润嗓。饭桌前，台上威风凛凛的先生变回了温和长者。我曾好奇摸过她卸妆后放在木匣里的静木，却被母亲惊慌拍开手：“莫乱碰，那是先生的吃饭家伙。”先生却笑着拉过我，将那油润的木块轻轻搁在我掌心：“小歪手轻，拍拍看。”我的手落下，只发出沉闷的噗声，远不如她在台上雷霆一击，引得全场屏息。

多年后我在文化馆工作，为写一走书本子，专程到先生家中登门请教。那时她眼睛不好，就让我读稿子给她听，她边听边用手轻拍桌子，听一段就轻轻抬手打断我：“这里，用词太书面了，得这样说才好——”有次她讲到一个转承的地方，忽然停下来，指着窗外的老樟树：“就像这树丫分杈，要自然，不能硬拐。”话音未落，她已比画着随口唱了起来，眉梢眼底霎时神采焕发，恍然仍是当年小会堂里叱咤乾坤的先生。先生是北仑大碶和鸽村人，后来我请年近九旬的她与弟子回北仑老家举办了蛟川走书专场，依旧吸引乡亲无数。三年前先生离世，那袭挥动千军万马的长衫和激越声腔，从此竟永诀人间。

前日路过社区文化礼堂，电子屏上正滚动着“蛟川走书专场”的字样，咿呀唱腔从门缝里幽幽钻出来。推门，偌大厅堂内，三五老人零星散坐。蓦然间，静木的声音仿佛又穿透岁月而来，只是舞台方寸之间，已没了当年满场屏息凝神的拥挤炽热。扇木之声是淡了，但总有些东西还在。就像村口老樟树下的青苔，就算少了人踩，也还在暗地里倔强地绿着。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还在老艺人的折扇间转着圈，只是听书人的衣襟上，再也沾不到稻花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