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仰芳

旧时，吃钱庄饭并不容易，门槛很高，任何人想进钱庄做事，必须先有一位保人引荐。这保人可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可以充数的，颇有讲究。一是要熟悉钱庄老板与经理，最好有业务往来；二是需要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名望。旧时《钱业条规》中明文告示：“同业诸君，原有引荐之人，倘若亏欠，唯引荐人是问。”由此可见，保人身上担负着很大责任，他引荐到钱庄做事的人，必须勤劳肯干、品行端正，不出差错。然而，保人制度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它限制了人才选拔的范围，只在一个小圈子里物色挑选，容易结成乡党宗亲关系。

旧时钱庄业里以宁绍两地人士居多，在宁波人中又以慈溪人列为首位。历任上海钱业公会七届总董的秦润卿，少时就是靠在钱业界谋事的表叔林韶斋推荐，才有机会到上海豫源钱庄做学徒。

那些钱庄老板为了把自己捧在手里的这只“金边饭碗”，顺利地交接到下一代人手里，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叫“易子而教”。

顾名思义，“易子而教”就是交换“接班人”，把自己儿子送到别人家的钱庄里去谋事，让他们从学徒做起，跑街，做账房……一步步地向上升。钱业界有一句行话叫“过三关”，即学徒关、外场关、账务关，过完“三关”，再回到自家钱庄里做老板。旧时钱庄老板们为了父子相传，捧牢这只“金边饭碗”，确实是动足了脑筋啊！

秦润卿在晚年写的《丙子自述》中对这一现象有过一段精彩的描绘：“贫家儿初见钱庄，规模宏大，惊喜万分，其中伙友多属富家子弟，衣服华丽，举止阔绰，而余则寒素布衣，相形未免见绌。”毫无疑问，那些衣服华丽、举止阔绰的伙友是来“过三关”的钱庄老板“接班人”。然而，培养“接班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结果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事与愿违。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业师们对那些“接班人”不敢严格要求；二是很多“接班人”根本就不喜欢钱庄那一门营生。他们迫于家庭压力，不得不去别人家钱庄里混上几年，可在这“混”的过程中，很快发现经营钱庄十分辛苦，又时刻充满风险，反而增长了抵触情绪。这是钱庄老板们始料不及的，最后捧上这只“金边饭碗”的反而大多是贫寒人家子弟。

清咸丰五年（1855年），宁波城内鼓楼前有一家叫“恒兴”的钱庄，钱庄主人吴老板已是年过半百，一心想把自己的这份家业往下传。三年前，他遵照钱业界流行的“易子而教”习俗，特意把儿子送到沪上一家大钱庄里去“过三关”。吴老板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回来，就把恒兴钱庄交到他手上。谁料儿子平日除了往钱庄的银库里取钱消费外，一笔赚钱生意也没有做成。这也不算是最坏的消息，日子一久，儿子更是在外面欠下了不少债务。吴老板一下子惊醒过来，一查账册，吓出一身冷汗，恒兴钱庄早被儿子折腾得千疮百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这天，杭州的信源银楼派人来宁波讨债，这笔银款是吴老板的儿子在杭州吃花酒时欠下的，数目不少。此时恒兴钱庄的银库已是空仓，无法偿还。吴老板在店堂里急得团团转，他一抬头，看到门口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手中捏着一块抹布，用力地在擦招牌。就把一肚皮火气发泄到了学徒身上，大声喊道：“谁叫你擦的？”“我自己想擦的。老掌柜，钱庄要开下去，不把招牌擦干净怎么行？只有招牌亮了，生意才会做大。”这个学徒回过头来，不慌不忙地答上一句。见一个学徒居然敢跟自己顶嘴，吴老板气得不行，伸手拧起对方耳朵，就要往外拖……这时，恒兴钱庄门口传来一个声音：“且慢！这个学徒我要了，他可以抵贵庄欠下的那一笔银款。”说话的正是从杭州赶来的信源银楼经理。而信源银楼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在杭州城里除了创办胡庆余堂外，还有规模宏大的阜康钱庄及信源银楼，他用人的宗旨是“不问出身，只看人品”。

信源银楼经理看中的擦招牌学徒，很快获得了胡雪岩的赏识。经过不断栽培与提携，日后成了源丰润票号与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经理，这人就是阿拉宁波江北费市的严信厚先生。

按照钱业界规矩，每年正月初五，上至钱庄老板，下至学徒伙计，都要齐聚一堂。仪式开始后，由老板指派一人拿着钱庄内伙友的名单唱名，唱到谁的名字，谁才有资格上前行礼。这个名单的排序，就是庄内伙友在钱庄老板心目中的地位排序。每个人的去留升降，也在这一个时刻决定。那些没被唱到名字的人，意味着新一年他的这只“金边饭碗”被敲碎了，要卷起铺盖走人。

清代文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从前钱庄正月初五“祭财神”的情景：“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这“抱路头”正是老钱庄人满含辛酸的一个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