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世宇
倏忽之间，最美的四月天来了。
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说，这个季节，“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美得不可方物。
四月的美，来自和煦的阳光和微风，还来自次第绽放的百花。
有了花，美便无处不在，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花不仅妆点大自然，也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过，这花儿可不只是女性的专利，七尺男儿也会佩戴娇艳的鲜花作为头饰，因为花能给人带来好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四相簪花”的典故。北宋韩琦邀请三位好友共同簪戴芍药“金带围”，结果四人全部拜相。
从此，“四相簪花”成了大IP，文人吟咏，画家挥毫，文艺的百花园里，无数佳作竞相问世。
四相：开挂的人生，始于簪花？
男子簪花，其实自古就是寻常事。两汉时即有采花插于发鬓的习俗，魏晋时逐渐流行。入唐后，簪花更加普及，上自皇室贵胄下至升斗小民，几乎人人在头上簪花。鲜花易谢，头饰常新，“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即使貌丑如钟馗，出门戴花也是标配。
到了宋代，插花、焚香、点茶、挂画成为四大风雅之事。在家插花，出门簪花，是宋人的生活日常。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所以我们看到传为北宋苏汉臣的《货郎图》中，走街串巷叫卖的货郎，头上和鬓边，各插着一朵鲜艳的花。
《水浒传》中，宋江曾于“又早秋凉，重阳节近”之时举行“菊花之会”，即兴写下“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之句。今人戴敦邦笔下的水浒好汉，如周通、阮小五、花荣、柴进、杨雄、徐宁、燕青，个个簪花，大名府押狱蔡庆的诨号直接就叫“一枝花”……
唐宋时期的皇帝，常给喜爱的大臣和登科的进士赐花，以示恩宠。所以，对士大夫来说，簪花也成了幸运的象征。
说来也怪，头上戴了花，梦想照进现实的概率，居然大大增加。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记载了一桩趣事。庆历五年（1045），韩琦任扬州太守时，官署后花园的芍药一枝四杈，每杈均开花，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中间一圈金黄蕊，因此那种芍药又被称为“金带围”或“金缠腰”。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将出宰相。当时同在扬州的王珪、王安石受邀观赏，大理寺丞陈升之刚好路过扬州，也被韩太守邀请入局。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剪下四朵“金缠腰”分插在每人头上。令人称奇的是，此后的三十年中，四人竟相继成为宰相，这就是著名的“四相簪花”故事，从此再也没有人怀疑，簪花会带来好运。
这四人中，王安石最年轻，当时他担任大理评事兼淮南节度判官，办公地点在扬州。自簪花后，王安石不仅仕途通顺，且每到一地都政绩卓著。庆历七年（1047），在扬州的任期一满，他就放弃回汴梁做京官的机会，主动要求调到鄞县，在鄞三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实践，也使他成长为北宋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其他三人，韩琦后来为相十年，宋神宗称其“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王珪在熙宁变法时力挺王安石，他有一个孙女，后来嫁给了秦桧，成为迫害岳飞的帮凶，还有一个外孙女，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替补”出席的陈升之，熙宁元年（1068）被王安石推荐为宰相，结果坚决反对变法，后来担任越州（今绍兴）知州，今天宁波余姚市是他的管辖范围。而那个原本“正牌”的受邀者，则泯然众人，不知此公的肠子有没有悔青。
“四相簪花”的传闻不胫而走，它也成为文人和画家竞相追逐的母题。绘画史上，画过这一题材的，不乏仇英、黄慎、李鱓、华喦、许丹、乔守敬、改琦、苏六朋、任薰、任颐、李墅、钱慧安……
黄慎：文化标识，成为绘画母题
清代的“扬州八怪”中，黄慎（1687—1768后）以人物画见长，也善于画花卉，如今的天一阁就藏有他的一幅花鸟《杨柳鹭鸶图》。黄慎是福建宁化人，于雍正二年（1724）“纳凉时节到扬州”，在这个富贵温柔乡作的第一幅画就是扇面《金带围图》，画的是韩琦等四人共簪“金带围”的场景，既作为结交当地文人的见面礼，也表达了初登宝地愿与诸君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寓意。此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后来黄慎数次图绘过“四相簪花”这一典故，画史上有据可考的就有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二年（1737）、乾隆十九年（1754）等，目前仍有多幅同题画作留存于世。这些作品或为册页，或为立轴，或为纸本，或为绢本，但在构图与技法表现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较为知名的是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画于乾隆十九年正月，绢本设色，不过此图没有画王安石等三人，而是只画了韩琦正执金带围花簪于冠上，其面前及身旁另有两位女子，一位持酒壶，一位持酒杯。两人袅袅婷婷，烘托出簪花饮酒的雅兴。图中三人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洒脱。
为何黄慎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这个母题？原因不外乎他寓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而“四相簪花”是扬州的一个文化标识，民众对这个题材的熟悉和接受程度较高，画家不断创作此图，正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
也因为此，“扬州八怪”中，还有黄慎的福建老乡华嵒（1682—1756，号新罗，上杭人），以及八怪之中与宁波画家陈撰齐名的李鱓（1686—1762，号复堂）等，都画过这一题材。
任薰：迎合市场，寄托吉祥寓意
画史上，另一位画过“四相簪花”且取得较高成就的，是清代海派名家任薰（1835—1893）。
任薰是萧山人，字舜琴、阜长，出身艺术世家，和兄长任熊、族侄任颐（号伯年）并称“海上三任”。他早年跟随父亲和兄长习画，1861年太平天国攻占杭州后，为避战乱来到宁波，以卖画为生。后来，结识了镇海人、素有“浙东杜甫”之称的文学家姚燮，与姚燮的次子姚景夔（号小复）更是一见如故，就在姚氏的大梅山馆住了一段时间。同治四年（1865），任颐也来到宁波，投靠族叔任薰。叔侄同在甬上，绘画、交友、行旅，直到1868年一同离开宁波前往苏州，后又赴上海，终成海派名家。
任薰的《四相簪花图》画于光绪二年（1876）。簪花终究是一种时尚，在唐宋达到鼎盛，元代以后，这种习俗逐渐式微，明代更是删繁就简。到了晚清，对于男子簪花，市民百姓恐怕只有回味的份，很少再去效仿了。不过，寓意吉祥富贵的画作，不会没有市场，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况且此时任薰的画技已臻于成熟，正处在创作的黄金时期。看他的《四相簪花图》，用笔取陈老莲技法，沉着有力，流畅劲利，线条功夫极为老练，游丝描、兰叶描如同书法中的行草，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又能笔随意转，开辟广阔盎然的意境。《四相簪花图》结构严谨，屏风、书案、坐椅以及人物的主从关系，安排得匠心而得体。于平淡中出奇，宁静中生动，整个画面呈现一种空灵明快之感。
有意思的是，如今在国内一些城市，又能见到这样的景象：花前树下，板桥街巷，Z世代青年男女身着汉服，头上簪花，或留影，或漫步，古风感直接拉满。让人不由感慨时尚轮转，光阴荏苒。
（楼世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