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灿臻

乡下有位小学同学，自幼酷爱书法，长期临池不辍，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回头审视自己的书法作品，总感觉还缺点什么，他在微信里不无感慨地说：“练字这么多年，似乎仍在原地踏步，不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学友的话，不禁让我想起书法界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功夫在书外。

书坛素有“书内功”和“书外功”之说。前者指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基本技巧，后者的内涵则丰富得多，也重要得多，主要指文化学养、人生阅历，以及思想道德和品质修养。对于修炼“书内功”，可以说人人皆知，而于“书外功”的练就却未必人人知晓。一个学书人如果只知道一味地在书写技能上下功夫，而忽略其他，就很容易沦为单纯的写字匠。

书法本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承载着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同时又能反映书写者的综合文化素质。因此，学习书法必须以文化为基石。书到深处是文化，写到极致靠修养。书法是禾苗，学养是沃土，未根植于沃土的禾苗会营养不良，根不壮，花不鲜，果不硕。在重视技法的同时，必须把追求的根须深深扎进书艺赖以生长的唯一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去，“书外求书”“以文养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学养、文化人格，以学养滋育境界。学习书法，必须以学养的提高和人格的完善为根本。

举例来说，书法中强调计白当黑、虚实相映。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也要当字处理。有字处重要，无字处也重要，这不是书法技巧所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源于老子的虚无思想，不能扎根于书家的脑中，其作品就很难达到至高的虚无之境。

书法水平的高低与书家的文化功底、学识修养有极大关联。文化水平比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学起书法来就要容易些，悟性也强一些。有的人写不好字，总抱怨自己脑子不灵、悟性差，其实从根本上讲，是文化知识的储备还不够充分。要增强悟性，提高书写水平，主要的途径就是多读书。苏东坡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又说：“作字之法，识浅，学不足，终不能妙。”古代书法名家无一不是饱学之士、诗文大家。他们既善文，又善书，文才和书法合二为一。像王羲之的《兰亭序》、苏东坡的《寒食诗帖》等均文墨相映生辉。现代著名书法家无一不是学富五车、兴趣广博的学者。沈尹默、谢无量、马一浮、沙孟海、启功诸先生之所以享誉书坛，与他们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修养息息相关。

时下的书坛，似乎唯技巧论的势头仍在上升。不少人疏于读书，懒于思考，文化修养缺失，而热衷于艺术“创新”，呈现出职业化的倾向。有人说，书法就是线条的艺术，笔墨表现的韵律，既与文学无关，更与思想无关。有人甚至说，读书多了会影响书法创作的纯洁性。这些类似的观点，将导致书法与文化渐行渐远。试想，书法一旦与文化断裂，即是与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断裂。脱离文化的书法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

书法学习要与学问并进，而不能把书法当作一种简单的技艺。比如说，一名书写者如果文字修养不够，笔下就容易出现错别字。据说，有位知名书法家送给台湾某知名演员的书法作品，上面赫然写着“影後”两个行书大字。我们知道，影后是不能写作“影後”的，繁体的“後”只能与“前”对应，两个字是不能随便混用的。其他如把“故里”的“里”字写成“裏”、斗方的“斗”字写成“鬥”，甚至把姓氏范写成“範”，真是贻笑大方。

学书者的文化修养，除了知识学问之外，还包括思想、道德、作风等品行方面的素养。古人历来十分强调书学修养与人格修养的结合。衡量一位书法家是否合格，人品是第一位的。人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书法界向来有“以人品为本”“书法即心法”“心正则笔正”“立书先立品”的说法。朱和羮在《临池心解》中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潘天寿说：“品格高，落墨自超。”凡是书法史上留有盛名者，莫不是人品、书品兼优的人。欧阳修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书以人传，北宋有两个姓蔡的人，一个是蔡襄，一个是蔡京，两人都在朝廷为官，都是福建仙游人，字都写得很好。蔡京虽然书法过人，但品行不端，不仅留下骂名，最终也无缘“宋四家”；而蔡襄则因人品书品俱佳，故位列“宋四家”，受到世人的尊敬。

几年前，著名书法家张旭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谈到书法家的标准应是3+X，这“3”一是道德，二是文章，三是书法本体艺术水平，“X”是变量，即音乐、舞蹈等与之相应的艺术。其中字内功最多不过四分之一，而字外功最少也占四分之三。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愿与书法爱好者共勉，在加强“书内功”学习的同时，更加重视“书外功”的修炼，必将使自己的笔墨出现一个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