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海

现在拾稻穗的人不多，每每想起儿时的种种景象，总令人神往。

记得小时候，我也拾过几次稻穗，那时才五六岁。跟着收割的大人一同来到稻田里，叔叔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竹篮，说粮食来之不易，让我没事可以捡着玩。不过，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拾稻穗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毕竟那时跟当年父辈的童年时代不同了。

但在更早的年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记得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赋得永久的悔》中提到，他的家乡粮食分三种：白的（麦子面）、黄的（小米或棒子面）、红的（高粱）；红的又苦又涩，最差。季羡林小时候家里很穷，白的、黄的粮食与他家基本无缘，但偶尔也能吃到一点，那是他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每年夏季麦收时节，才五六岁的他，与对门的两个大人出门拾麦子，拾上一个夏季，也能拾个十斤八斤的麦子。每年麦季过后，母亲为了奖励他，就给他蒸馍馍，贴白面饼子。有一年他拾麦子的成绩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母亲竟不知从哪弄来一块月饼，掰了一块给他。母亲自己却舍不得吃。那时的月饼在他口中，是比龙肝凤髓还好吃的东西。那时的日子和现在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在那个年代，倘若说男孩子拾麦穗多半是为了一口吃食，那么对女孩子而言，其意义则更为丰富和深远。记得女作家张洁曾在《拣麦穗》中写道：“她拼命地拣呐、拣呐，在割麦时节或许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卖了，再把这钱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和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她们新嫁娘的包裹里。”因此在文中，她的二姨戏谑地问她：“拣麦穗干吗？”她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时代毕竟不同了，这样的情况现在几乎见不到了。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意外地见到了这一幕。天刚蒙蒙亮，在我去上班的路上，竟看到了两个拾穗者，脚踩在泥泞的土里，冻得瑟瑟发抖。看着她们在雨中不停弯腰寻觅的身影，我心中蓦然一动。

回家和母亲一说，反而受到了她的“嘲笑”。她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这样的人反而多了，只是你每天在单位上班，不曾留意罢了！这倒让我心生疑惑：依常理推断，如今条件好了，人们对这点粮食更不在意才对。可见，我们时常被自己肤浅的想当然所蒙蔽。

听母亲说，每年一入秋，遇到好天气，农民就开始忙着收割稻穗。现在的收割已不流行人力，大多用收割机。这种收割方式，反而催生了一种职业——拾穗者。拾穗者大致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女人，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家闲着没事干，出来捡点玩，权当锻炼身体；还有一类，是家里条件比较苦，捡些粮食，改善一下生活。而这些人中，大多是后者。所以，天蒙蒙亮，她们就出来了。

不过这些拾穗者之所以这么“卖命”，也是有原因的。收割机作业时，若稻子长势高低不齐或倒伏严重，便会造成许多浪费。至于那些角角落落、车子拐弯不到的地方，以及行与行之间的交界处，那些急着赚下一笔钱的收割机老板，是顾不了那么多的。更别提在这个丰收的时节，别地的农民催他个没完，他也就更没耐心了。所以每次收割完，对于那些老农而言，稻子浪费了多少，心中是有数的。我爸常说：现在稻子产量高是高，只是一遇上天气不好，容易倒伏，用收割机割稻，一亩地少个一百斤是看不出的。

秋高气爽的日子，假如你也闲着，不妨背上一只布袋，踏进金色的稻田，俯身拣拾稻穗去吧。在这默默的劳动中，看着自己的影子被夕阳渐渐拉长，静静感受祖辈父辈曾作为农民的那段岁月，想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