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雨泼了一天。我驱车拐进老路，回访度过青葱岁月的锦堂师范学校。雨刮器左右摆着，像在翻一本湿透的旧书。

远远的，门口那对石象蹲踞着，一公一母，长鼻朝里微卷。别的学校多摆石狮，锦堂学校却偏放大象——老园丁说，象吸水，鼻朝内，是把文气收进来。正门的门头还是百年前的模样，曲线山墙高高挑起，内侧立着六根朱红圆柱，顶上搁着中式宝瓶。大大的淡淡的五角星下面，“錦堂學校”四字馆阁体楷书，青石阴刻，灰底红字，端庄方正。落款两行：清光绪丁未年仲秋，临贺林世焘书。雨珠顺着檐角滴落，在那方青石上溅起细碎的水花，像时光敲着无声的钟。

跨进门，便是圈回廊。青红石条被一代代鞋底磨得发亮，凹处积着浅水，映出灰白的天光。外头雨声急密，廊下却干爽安宁，宛若两个世界。廊柱是日式的，拱券是罗马式的——这些名堂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时只觉得冬天靠柱读书，石面竟不凉人，心里暗暗称奇。廊柱上还留着几道浅浅的划痕，是当年一位校友临帖时随手划的，一临就是一下午，后来他的字成了许多人临的帖。

回廊中央围着一方天井，名叫“锦园”。百年老树散落四周，石榴挂着青红的果，紫薇正开得烂漫。隔壁班有个女生总爱倚着最老的那棵朴树，背书声细细的，像从树皮缝里渗出来。有一回她蓦地抬头，我手一滑，笔记本掉进积水坑。

教室在回廊外侧，窗户阔大。冬天靠北的同学冻脚，隔周轮换座位。黑板嵌在砖墙里，粉笔灰积在木缝中，怎么也抠不出来。有一天放学，我独自用湿抹布使劲擦过一遍，抹布全黑了，板面依旧灰蒙蒙。那些写在上面又擦去的年代、公式，如今一样也想不起来了，倒是那个徒劳地擦黑板的黄昏，清晰得像昨天。有位浒山来的学长，在这间教室里画过一枝花，画完夹进书里。

二楼从楼梯口数过去第八块木地板，从前踩上去总吱吱作响，像有人在身后跟着你。如今修缮过了，踩上去稳稳当当。这里现已成为慈溪教育博物馆。铁栏杆上的缠枝花，每朵四瓣。第二年春末，我蹲在那儿用圆珠笔描花影子，描到第三朵时下课铃响了，笔帽却怎么也找不着。

学校正南是蛤蜊山，我们常在那里晨读，尤其是考试前夕，满山都是背诵的声音。山下是我们的劳动菜场，半月一次劳作，挑粪、除草、松土，食堂里三分钱一碗的胶菜，上面还浮着油虫，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蛤蜊山下走出去过一个奉化年轻人，再没回来。

往东北是座玻璃山，那是我们放风的好去处。大考小考过后，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去爬山，又唱又跳，浑身的劲儿用不完。那时有人扯着嗓子唱校歌：“……田庐弥望，海山苍苍，吾侪学业争自强……”山风把歌声吹得忽远忽近，仿佛飘到了海的那一头。

蛤蜊山是压着的，晨读、挑粪、三分钱的胶菜浮着油虫；玻璃山是托着的，考完试满山乱跑，校歌被山风吹到海那头去。一座压，一座托，两年师范就这么过来了。

回廊东北有个图书室，门口立着两块黑板报，是全校的文化阵地，我常往投稿箱塞文章。某次国庆征文得了二等奖，奖状早不知去向，可那晚从图书室走回宿舍时的轻快脚步，仿佛还踏在湿漉漉的树叶上。领我走上这条路的，是戎玲玲老师，复旦毕业，相貌普通，个子一米五余，粉笔字却写得极漂亮，一行行落在黑板上，像雨后的青石板。她念我文章时带有宁波口音，念到好句会停一停。能遇上她，是我的幸运。

雨已停。那对石象，左公右母，安静地蹲在湿漉漉的石座上，像两个驼背的老人，絮絮说着闲话。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它们守护的不是这座建筑，而是建筑里盛着的某种东西：是林世焘笔下的那四个字，是百年来一代代学子在这里度过的好时光；是廊下临帖的沙孟海、教室里画花的陈之佛、山下走出去的卓兰芳，也是那个懵懵懂懂的我。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比砖石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