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旭

9月的校园，梧桐叶子还绿得饱满，阳光斜斜地铺在迎新横幅上。新生们拖着行李箱走过林荫道，脸上淌着汗，眼睛里却有一团火——是那种对陌生世界既忐忑又期待的光。我站在教学楼三楼走廊，看他们涌进报到处，像溪流般汇入湖面。开学季每年都来，可每年看见这些年轻的面孔，我还是会想起自己的16岁，想起那个同样站在人生路口、等待一纸通知书把我领进新世界的夏天。

那年7月，我从高考考场走出来，太阳正沉向西边的稻田。站在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去。等待从那一刻开始，40多天，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田埂。母亲说：“跟你爸学骑自行车吧，别闷着。”父亲的自行车停在弄堂里，黑漆横梁被擦得泛光。父亲在后扶着后座，我颤巍巍跨上去，车把子总不听使唤，脚刚离地，车便歪倒了。膝盖磕在晒谷场的泥地上，破皮渗血。第七天黄昏，我竟骑起来了。晚霞烧红了村路，风灌满耳朵，楝树纷纷后退。骑出很远才敢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摆摆手，没有喊。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只要在动，日子就往前走。

父亲见我学会了，便把车给了我。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与其空等，不如去卖棒冰。窖湖棒冰厂批发白糖棒冰，一分钱一根，转手卖两分钱。父亲当晚就钉了一只木箱卡在后架上，母亲翻出旧棉袄铺进去。我向父亲要了一块钱，第二天凌晨赶到厂门口，数了六十根冰棍码进棉袄，裹住压实。

“棒冰——白糖棒冰——”第一声喊得嗓子发紧。田埂上的人直起腰来看，我低头拨弄车铃。再喊几声，那吆喝竟自然起来，越喊越有底气。双夏时节，农民从早到晚泡在田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后背甚至结出白花花的盐霜。我的棒冰就在这时到了他们跟前。掀开木箱里的棉袄，一团“白气”腾地冒出来，格外显眼。他们的手掌黝黑粗糙，硬币带着掌心的温度丢进旧书包，叮当作响。

一天中午，卖完最后一根，骑车回家。解开衬衫，蓦然发现前胸和后背晒得通红，手一碰就疼。可心里欢喜——书包里硬币加起来不过几毛，却让整个夏天丰盈充实。

等待的日子，就这样被一根根棒冰填满了。清晨批货，白天转悠，傍晚数钱。不再想那张薄纸何时来，不再猜命运往哪去。吆喝、田埂、棒冰，日子不经意间变得具体起来。

9月初的一个傍晚，母亲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拆开，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我看了又看，字都认得，却恍惚在梦里。母亲拉我进屋：“快去洗把脸，晒得跟黑炭似的。”镜子里，一个黑黝黝的少年冲我笑，只有牙齿是白的。我高兴，是大学生了，该入大学了——就像走廊下这些孩子今天这样。

多年后，我成了物理老师。讲到热传递与保温原理，我总问学生：“热水瓶为什么能保温？”学生答：真空夹层、镀银瓶胆、软木塞。我点点头，说：“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我说起16岁的夏天，那只铺着棉袄的木箱，窖湖棒冰厂，还有骑车在田埂上吆喝的日子。在学生们听得入神时我顺势告诉他们：木箱和棉袄是热的不良导体，外面的热不易进入，冰棍得不到熔化所需的热，所以能撑过大半天。在故事的情境中让学生理解了热传递的单向性，自然释解了学生头脑中“保冷”的错误认知。他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在听一个遥远的童话。

当然那不是童话。在等待的日子里，我没有枯坐。我学会了骑车、吆喝、算账、认路等。那只铺着棉袄的木箱，教给我的比教科书更深刻：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温箱，你往里放什么，它就替你留住什么。放进去辛勤的汗水，它给你一个踏实的夏天；放进去空想和烦恼，它便还你一身焦虑。

如今又是9月，新生们拖着行李箱把崭新的日子拉进校园。他们拖着的是行李箱，我当年驮着的是棒冰箱。一个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一个封存着对现实的打量。而在九月这个路口，它们殊途同归——都是我们交给时间的抵押物。

时光单向而行，一晃40多年。自行车早已不见，木箱也早已不见，但那个夏天一直留在记忆里，像一根没有化完的白糖棒冰，凉丝丝的，甜津津的，余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