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芯蕊

近日，作为越剧诞生120周年、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建团70周年的献礼之作，新编越剧《寒江关》因台风改至线上首播后，又相继在台州三门大剧院、越剧故乡嵊州越剧艺术中心等地巡演，线上线下热度俱佳。

新编越剧《寒江关》脱胎于传统经典戏《三请樊梨花》，取材于《说唐三传》《征西全传》等民间传奇。讲述了唐初征西时期，寒江关守将之女樊梨花不忍百姓受战乱之苦，心怀天下选择献关归唐，却在新婚之夜遭薛丁山误会驱逐。面对兄长背叛、外敌挑拨，她放下私人恩怨披甲出战，凭格局与担当化解危局，最终令薛丁山醒悟认错，二人携手共守山河。

不同于传统故事的简单复排，越剧《寒江关》把新编的重点之一，落在了对樊梨花这一核心人物的重新书写上。全剧由“下山”“马会”“献关”“纵酒”“逐妻”“杀藩”“寒江”七场构成，除“纵酒”主要交代樊虎与杨藩勾结、推动剧情转折外，其余篇章都围绕樊梨花的选择展开，逐步梳理出她“为何而战”“为何而去”“为何而归”的人物成长线。

从情节上看，新编越剧《寒江关》用了相当篇幅为樊梨花“为何而战”铺垫动机。寒江关告急，大军压境，年轻气盛、颇有侠气的樊梨花主动向父亲请令出战，但父亲一句“唐军为何还要打唐军”，却让她停顿下来。这个被放在第一幕“下山”结尾的犹疑，成了人物思考的起点。而到了关前马会，这一疑问被进一步推向正面交锋。剧中用大量的唱词和武打动作，演绎了薛丁山和樊梨花之间的一场“唇枪舌剑”。薛丁山以“你父叛国投番邦”指责樊家失义，樊梨花既没有顺势倒戈，也没有简单接受“识时势者归唐”的判断，而是当场反驳，指出父亲是在遭人陷害后，为保全三万将士性命才困守寒江。

由此可见，樊梨花认同的始终不是一场简单的胜负，而是“国宁家安是同愿”——让将士归家，让百姓免于战乱。编剧将这一价值判断前置，使人物此后的选择都有了清晰的内在依据，也为她后来披甲归来、重返战场埋下了伏笔。

剧情改编的另一个重要动作，发生在后半程的爱情线上。新编《寒江关》有意弱化夫妻关系中的反复拉扯，把叙事重心从“薛丁山如何请回樊梨花”，转向樊梨花“为何离开，又为何归来”的主动选择上。

传统“三请梨花”的爱情戏份被大幅删减，原本一而再、再而三赔礼请妻的过程，被压缩进薛丁山一句“三请樊梨花，闭门不答应”的唱词中。与之相对，樊梨花“归来”后的篇幅则明显加重，尤其通过“杀藩”等大场面武戏，让她重新回到战场中央。这样的处理，改变了人物关系的重心。樊梨花的归来，不再主要服务于夫妻和解，而更多地体现为一个已经历父亲身亡、兄长背叛和婚姻受挫的人，在看清局势之后重新做出的选择。正如饰演樊梨花的徐秋英所说，这个人物真正的勇敢，是“受到这般的委屈和伤心，依旧能心怀家国，守住自己内心的赤诚和善良”。

人物的立体塑造，也离不开声腔与造型的共同参与。导演姜振宇曾介绍，主创团队在唱腔和服装设计中，都有意对应樊梨花不同阶段的心境变化。徐秋英擅长的吕派唱腔本就灵动明快、刚柔相济，少女时期的樊梨花因此更显俏丽洒脱；经历父亲惨死后，声腔逐渐转沉，多了几分苍凉与笃定；待到重新披甲出征，又显出金戈铁马般的刚劲。服装同样参与了人物叙事，从闺阁装束的轻盈，到婚服的隆重，再到披甲时的英武，以及寒江边一袭白衣的素净克制，不同造型既对应着人物身份的转换，也呈现了她从明快洒脱、受挫决绝到沉静笃定的心境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重写樊梨花，并不意味着只写樊梨花。除对核心人物进行重塑外，主创也以更符合当代审美与人物逻辑的方式重新处理薛丁山等角色，由此构建起一组彼此映照、相互成就的人物关系——

剧中，薛丁山并非脸谱化的“负心汉”，而是一个“允许犯错，但犯错后要反省”的年轻将领——从最初的傲气、自负，到经历战场失利与内心挣扎后逐渐走向反省与成长；程咬金的存在，则为这组关系加入了一层更为现实的观察与调和作用，在关键处推动人物重新审视彼此，使夫妻矛盾被放回战事与大局之中；而兄长樊虎的背叛与逃窜，则从另一面映照出樊梨花在家国与私情之间的选择。

虽然最终故事仍以“大团圆”收束，但樊梨花选择和解的逻辑已有不同，她从薛丁山“胜而退军”、保全三万将士的举动中，看见了二人在家国大义上的共同选择，更像是两个成熟将领在共同信念上的重新汇合。

只有真正回应大众正在经历、正在思考的问题，传统题材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樊梨花是中国戏曲舞台上颇具辨识度的女性英雄，她能征善战、敢爱敢恨，既有巾帼将领的英武，也有传统女性角色中少见的主动性。从秦腔、京剧到越剧、淮剧，不同剧种都曾反复演绎这一人物。

但经典人物要真正走近当代观众，仅仅“变得更强”还不够。观众更在意的是，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她如何理解爱情、家国与自我？《寒江关》的改编正是顺着今天观众的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进一步追问她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