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如果把小说《春歌》比作一部影视剧，那么小说的作者艾伟无疑是一个高明的导演。他采用多机位同步拍摄又分镜呈现的方式，围绕着一桩梨园旧案，将一段跨越四十余年的剧情搬到了看客眼前。值得一提的是，这剧情里既呈现了一地的风物习俗，也包含了一个行业的变革历程，更串联了三代人、六个家庭的命运纠葛。

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座山，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可以领略不同的风景；同一件事情，基于不同人的不同立场，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分析判断。艾伟许是深知这一点，故而在《春歌》中巧用叙事视角的移换，通过不同主体对同一事件的比对描述，剔除了“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

整部小说由五部分组成，前四部分叙事的视角分别来自宋芝桓、徐尹春、陈一朵、黎彼得，第五部分杂糅了“这一代”和“下一代”，叙事的视角偏向于全知，更像是来自作者本人或者阅读小说的我们。五个部分各有侧重，既凸显矛盾冲突，又相互补充。个中的内容有重叠也有分歧，但在一个又一个细节的印证下，最终拼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故事里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宋芝桓、郝宁与秦小冉，费阳、宋芝桓与陈一朵，范文卿、黎彼得与徐尹春，以及其他的许多关系。不知作者为何要刻意这样编排。整部小说围绕悲剧生命体验的“执”与“释”展开。一如书籍封底所写：“人，是《春歌》最耀眼的部分，作者将他们置于复杂的关系中，以敏锐的洞察力，观照人心星河般浩瀚图景，并重估了人生的坚韧与脆弱、坚守与自省、罪责与惩罚。”

《春歌》的故事发生地是杭州，之江路、钱塘江、宝石山、杨梅树、塘栖镇、永城（甬城）……小说融入了很多杭州及周边地区的元素。就连徐尹春和范文卿的孩子的名字“映月”，也让人联想到“三潭印月”。这些地名与人名就像舞台上的装置，看似与小说的主题表达无关，实则让故事变得更加出彩。试想一下，如果在《白蛇传》的舞台上放冰雕或者椰子树，是不是会给人一种出戏的感觉？而在这部小说里，背景和主题相得益彰，一切都是刚刚好。

一个好的小说家，不能为了回到故乡而回到故乡，字里行间出现的山川草木、亭台楼阁，须是因为想要表达，又刚好契合。

二

要说《春歌》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强烈的“鲜活感”：人有活人感，物有活物感，就连戏亦如活的一般，不停地演变，不停地伸展。

“活人感”是与“人机感”相对的，正因为是活着的人，不是AI机器，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喜乐也有哀怒。从某种角度来说，《春歌》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完人。他们或执拗，或自以为是，或荒唐自私，可说是各有各的缺点。当然，优点也同样鲜明，比如宋芝桓的正直、范文卿的深情、陈一朵的仗义，这些形形色色的鲜活人物共同组成了这部小说，也构造了小说里的微型世界。无论是情节演绎，还是情绪流转，都显得真实自然。

至于物，也不是案板上的死物，而似地里的菜蔬，会生根，会发芽，会茁壮成长。哪怕寻常如城市风景，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作者以景衬情，使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绪的传递有所依托。

戏文亦是如此。在民间故事及早先的戏剧里，白素贞是《白蛇传》毫无争议的主角，可是“大家都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不再是老戏迷熟悉的那种套路了，革新是必要的”。于是，省昆剧团重排《雷峰塔》时，深入挖掘这个故事所蕴含的现代意识，通过借鉴徐克电影《青蛇》，排了一出以“问世间情为何物”为主题的新戏，不仅大胆起用新人演员，就连舞台也被布置得既典雅又现代，最终大获成功。若干年后，宋芝桓觉得《雷峰塔》把法海简单化了。在他看来，法海的愤怒其实不是佛的愤怒，而是人的愤怒。他认为，法海身上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纯洁性及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这大抵也是他观镜自照后得出的心语。最后，他在已经担任昆剧团团长的陈一朵的支持下，打破传统偏见的束缚，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重新挖掘和塑造，使得形象更加丰满。从白素贞到小青，再从小青到法海，每一次角色的挖掘，每一次人物形象的转变，都是对固有成见的“突破”。

这种“突破”可视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事实上，整部小说就是从偏见开始的，正是偏见导致了那起“尹春杀夫”的错案。紧接着，作者不断地蓄积力量：呈现偏见，剖析根由，像是破案一般，借助不同人的“口供”及搜集的实物证据，纠正错案。

如果宋芝桓不曾误判“尹春杀夫”案，那么他后来就不会引咎辞职；如果陈一朵不曾为朋友打抱不平，她和宋芝桓也就不会走到一起。这个“因”也许未必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唯一要素，却是导向归途的一条重要源流。

三

不少读者、评论家读完《春歌》，拿它与陈彦的《主角》及作者以前的作品相比较，并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我比较赞同其中一种说法：不同于《主角》里的秦腔，《春歌》里的昆曲更像是一个介质，更多的戏份在舞台之外。即便回到戏剧本身，小说也只讲革新，不讲兴衰。不同于艾伟以往作品中强烈的戏剧冲突，《春歌》的叙事更加不动声色却吊人胃口。

小说充斥着情与理的论辩，时而见诸文字，时而潜藏于文本之外。这里的情不仅仅是爱情，也包括亲情和友情。而理则是多维度的。两者互相博弈、缠绕、推搡，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细细推敲，似乎“情”字更胜一筹。比如，小说开篇，面对急功近利的郝宁，宋芝桓囿于女友被夺之恨，内心有一种想要驳斥他的冲动，但又不断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能被私人情感所左右。他甚至为自己代入案件而不安，结果不知不觉走向另一种“偏颇”，明明心中存有疑虑，却因为证据链“环环相扣，完美闭环”，为了显示公正做出了自以为正确的裁决。

除此之外，小说里的现实与超现实也是循环相生的。走进《春歌》，你会发现局外人也是局中人，有“戏中人”，更有“人中戏”。那些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彼此间忽然就有了联系。比如费阳（费尔南）和黎彼得，比如陈一朵和宋芝桓，再比如映月与费保罗等。仿佛作者通过对空间的急剧压缩，把人生幻化成了一个舞台，所有的悲欢，所有的聚散，所有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人物，都被“赶”到了一起。正如“庄周梦蝶”与“蝶梦庄周”的千古谜题一样，我们也很难区分到底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因此，徐尹春、黎彼得、映月……书中的好些人物时常觉得自己是在梦里、戏里，唯独不觉得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这既是对人物现实命运的一种隐喻，同时也是跟传统文化的一种连接——爱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超越凡俗的一切。

藏在平静海面下的波涛最是汹涌。读《春歌》，便知“情”之一字，远胜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