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明

端午又至，尘封在岁月深处的往事，宛如一帧泛着暖黄的旧照片，在记忆里徐徐铺展，清晰浮现。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这个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总被母亲用满满的仪式感点亮。挂艾草、吃五黄、裹粽子、戴香袋、敷草药——每一项习俗里，都浸润着烟火温情。

端午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便从地里割回带着露水的鲜嫩艾草，倒挂在门楣之上。艾草散发着清苦的香气，在晨风里轻轻摇曳，仿佛为家门挂上了一道平安符。她说，这能“福到家门”，护佑家人安康，还能驱赶夏日的蚊蝇，守护一方安宁。

端午吃五黄，是刻在儿时记忆里的滋味——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样样俱全。端午前夜，父亲穿上高筒胶靴，左手执手电筒，右手紧握那把锯齿形的黄鳝夹。我提着水桶，蹑手蹑脚跟在他身后。手电的光束划破夜色，照见沟渠里悠然浮水的黄鳝，它们憨憨地探着头，浑然不觉危险将至。父亲眼疾手快，夹子一夹一拉一甩，活蹦乱跳的黄鳝便在空中划过一道银亮的弧线，落入桶中，不停挣扎，溅起细碎的水花。端午那天的餐桌，总是丰盛得让人挪不开眼：母亲做的红烧黄鳝、红烧黄鱼，金黄油亮的鱼肉上点缀着碧绿的葱花，浓郁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自家种的黄瓜用刀背拍碎，浇上酱油和菜油，晶莹剔透，清脆爽口；咸鸭蛋是母亲用草木灰腌制的，切开时金灿灿的蛋黄微微冒着油，在盘子里颤颤地晃动，勾得人垂涎欲滴。

午饭后，母亲用烧酒调和雄黄，在我们每个孩子的额头上端正地画一个“王”字。那浓烈的酒气熏得我直眨眼，额头上一阵清凉一阵微辣，相传这般再也不怕夏日的毒虫蚊蝇。

而端午前几日，便是全家裹粽的热闹时光。母亲左手托着翠绿的箬叶，灵巧地卷成漏斗状，右手执勺舀入雪白的糯米，指尖轻轻按实，再嵌入几颗红润饱满的红枣，覆上一层糯米压实。随后她将上半截箬叶折下，两侧捏紧，麻线一头用牙咬住，一头在手里飞快缠绕，眨眼间，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裹好了。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桌边叽叽喳喳地学样，却总笨手笨脚，将米粒洒得满桌都是，像撒了一地的珍珠。母亲也不恼，只是笑着嗔怪：“慢些，慢些，这可不是田里撒种哩！”端午那天，吃着母亲亲手裹的粽子，软糯香甜，不仅是舌尖的欢愉，更承载着“早中状元”的质朴期盼。

饭后，母亲还会给我们每个孩子一只黄色的小香袋，是她一针一线缝制的，里面装着香药与雄黄，让我们放在上衣口袋里。那淡淡的清香，便跟着我们跑了一整个夏天。

民间相传，农历五月被称为“毒月”，而端午当日中午敷草药（上世纪80年代母亲的土方，切勿模仿），可祛病强身，药效最好。姐姐的膝关节时常肿痛，母亲便去田野里采来一种叫“老虎脚底板”的草药。她洗净晾干，加入大蒜与烧酒后，细细捣碎，敷在姐姐的膝上。两三天后，姐姐腿上鼓起一道黄澄澄的水泡，母亲便用消过毒的针小心翼翼地挑破，用纱布轻轻吸净毒液，一遍遍细心照料。一周后，姐姐便能下地走路，那膝关节的毛病，竟真的痊愈了。后来，连上海的阿姨、南京的舅舅都专程赶来敷药，母亲便一趟趟往田野里跑，采回那不起眼却灵验非常的草药。

岁月流转，端午年年依旧，可童年里那些温热的仪式与烟火，如今再难重现。晨曦里倒挂的艾草在风中摇曳，父亲手中那道银亮的弧线，母亲额角细密的汗珠，缝制的香袋里淡淡的药香，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那些深藏在旧时光里的端午，裹着父母的温柔，化作心底最深的乡愁，成为故乡最温柔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