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儿 文/摄

真没想到，我也成了抢票一族了。

从媳妇怀孕那年起，我和先生便不再等孩子回家，而是“反向”——奔赴儿子的城市，在他家里过大年。

先生这辈子没说过几句甜话，却把“家”字刻进了骨头里。他总觉得，过年就该是孩子回到老家，围在那张圆桌旁，热气腾腾才是正道。可现实是，儿子早已在异乡扎了根，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圆桌。先生心里那道弯，转了足足好几年。

转机，是孙女出生的那一年。那时小家伙才3个月大，哪经得起路途的颠簸。先生挂了电话，只一句：“今年，我们过去。”

从那以后，我们的“年”，便开始了一场“反向”的返乡。

腊月一到，先生那套专属的过年“仪式”便准时启动。他先去相熟的海产铺子，挑最大最肥的鳗鱼，嘴里总念叨着：“没有新风鳗鲞，不算过年。”鳗鱼买回来，洗净、剖开、细细抹盐，再挂到北阳台最通风的角落，北风穿过鱼身，带走水分，凝住最醇厚的鲜。

接着是酱腊肉，上好的五花肉，他用秘制的酱料反复涂抹，每一道缝隙都不放过；而后是灌香肠，肥瘦比例要精准，肠衣要透而不破；最后是红膏蟹，他总要亲自去码头等归航的渔船，专挑那些膏满得快要顶出蟹壳的。

出发那天，我们两人各拖一个行李箱，背上是鼓鼓囊囊的登山包，手里还拎着塞得变了形的环保袋。邻居见了打趣：“你们这是搬家啊？”先生笑呵呵地应着：“给孩子们带点吃的。”

儿子多次劝阻：“现在什么买不到？何苦每次都带这么多。”先生摇摇头：“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这是家里的味道。”

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我看见车厢里挤着许多朝着故乡方向奔波的年轻人。我们和他们，行向相反的方向，却怀着一模一样的心情——把心里最重要的东西，带到最爱的人身边。

到了儿子家，先生便一头扎进厨房，很快，熟悉的锅铲相击声便在屋里响起，那是独属于家的交响。

新风鳗鲞在蒸汽里渐渐变得油亮晶莹，酱腊肉在热油中爆出复合的咸香，香肠与米饭同焖，油脂慢慢渗入米粒，泛出琥珀般温润的光泽；红膏蟹揭开盖，满壳的膏黄如凝固的夕阳，丰腴动人。

孙女颠颠地跑过来，小手扒着桌沿，眼睛亮晶晶的：“爷爷，好香啊！”先生笑着把她抱上膝盖，夹起一块鳗鱼递到她嘴边：“尝尝，这是爷爷做的。”

我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年夜饭在哪吃，家就在哪。”以前我不全懂，此刻忽然明了。他不是固执，只是想把“家”的味道，亲手搬到孩子所在的地方。他坚持的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家”，而是一种刻在骨血里的传承。他让孙女知道，世间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味道，叫“爷爷的味道”。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过年的全部秘密：从来不是非要回到某个固定的地方，而是让心抵达该去的地方。像我们这场反向“返乡”，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把“家”这个字，写得更加辽阔、更加温暖。

抢票时的那点焦躁，打包时的那份沉重，旅途中的所有辗转，都在孩子打开家门、笑着喊出“爸妈”的那一刻，尽数化作值得。因为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在某一张特定的餐桌上，而在那份“无论如何，也要在一起”的心意里。

我知道，以后的这个时候，我依然会是抢票一族，依然会大包小包奔赴远方。

对先生来说，那些沉甸甸的行囊从来不是普通的行李，那是可以移动的、装着所有牵挂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