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冻米糖，是寒冬腊月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是母亲呵出的白气裹着的麦芽香，是父亲冻得通红却稳稳摇晃豆腐架的手。它不仅仅是一块糖，更是迎接新年的一种郑重的仪式，是贫瘠岁月里最丰盈的清甜。

腊月廿七八，天还没亮透，父母亲就把红薯分拣到竹筐里，挑去河埠头清洗。寒风凛冽冰水刺骨，父母手指冻红冻僵了，放嘴边轻轻呵口气又继续搓揉。洗净的红薯挑回家，削掉皮去除黑点，用清水再冲洗一遍，倒入大铁锅用旺火蒸熟。这时，父亲拿起锅铲用力上下翻动捣碎红薯，直到成为糊状，舀起放入木桶，撒上自制晒干的小麦芽，搅拌均匀，再盖上厚厚的麻袋，让它们发酵。看着那粒粒淡黄色的麦芽，它似乎不是调料，而是糖分悄然苏醒的密语。

发酵好的红薯汁要筛浆。父母亲把十字形豆腐架，悬挂在从屋梁吊下来的钩子上，豆腐架的四孔内固定好一块大纱布的四角，下面放置木桶。浆汁舀进纱布，父亲轻轻晃动架子，姜红的汁水便汩汩滴落，像冬日里缓慢流淌的暖河，冒着热气。父亲一边晃动着豆腐架，一边专注地看着纱布里流出的薯浆，生怕浆汁溅到桶外。

接着是熬制糖稀，筛好的薯浆倒进大铁锅，灶膛里架起棒子柴，大火烧沸。父亲在灶下添火，妈妈站在灶台前掌握火候。我蹲在灶边看，看沸腾的汁水由稀薄渐渐变浓稠，看火苗从旺转柔到变得越来越小，看母亲用锅铲挑起一缕糖稀，拉出细长金丝，在昏黄灯光下泛着琥珀光——那一刻，年，就真的来了。

冻米、芝麻、花生早已备好，糖稀一出锅，全家便围拢过来。哥哥们挽起袖子抢着搅拌，我踮脚递碗，母亲喊着“快！再快些！”——慢一秒，焦味就钻出来；迟一拍，糖就凉了散了、黏不住了。热糖裹住冻米的刹那，是整年最紧张也最欢腾的时刻。它被压进木制方框架内，方框内的金黄麦芽糖和冻米花生混合在一起，捶打成平整的板块，即使煤油灯再昏暗，也遮不住它发出黄灿灿的光，挡不住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整个屋子都是香香甜甜的味道。

等它彻底凉透，父亲执刀，刀锋轻落，方框内一道道的长条匀称地排开，再轻轻取出一条，随着“咔嚓咔嚓”声，一个个小方块糖齐整列队而出。我和弟弟早迫不及待伸手就抓，咬一口，脆响在齿间炸开，糯米的韧、芝麻的香、麦芽的醇、花生的酥，全在嘴里化成一股暖流，直抵心尖。那香甜的味道在口中散开，幸福的笑容溢满了我们的笑脸，因为一年才能吃到一回这么甘甜的美味。那甜，不是舌尖的，是心尖的；不是一年一回的零食，那是一年一回的笃定——原来人间最踏实的欢喜，就藏在这块小小的金黄的糖里。

后来糖被装进洋铁罐，盖子一扣，年味就封存住了。我们就踮脚数日子，数鞭炮响几声，数谁家先来拜年，想着母亲端出冻米糖时客人眼里一闪的光。过年了，门外的鞭炮声声，屋内的客人频频，客人不仅仅是亲朋，更多的是乡邻，左邻右舍同村的人，都家家户户走动拜年，你到我家我到你家。客人道一声过年好，送一句新年吉祥的祝福！主家热情招待，端出冻米糖，它被递到左邻右舍手中，被夸“甜得正、香得厚”，被孩子偷偷掰下一角含在嘴里舍不得咽……

原来年味从不喧哗，它就在这递糖的手势里，在这咬糖的脆响里，在这一家人围灶而忙、围糖而笑的寻常烟火里，那种香甜，一直弥漫。我们小孩子最在乎的是那香喷喷的脆糯的冻米糖，它在我们眼里，就是过大年，就是最美最甜蜜的年味。它是我舌尖上的年，更是我回望时，满屋的欢喜，满堂的祥瑞，和永远温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