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勇

晚上，立于窗前，寒风吹过城市楼宇的峡谷，一股熟悉的、混合着焦糖与炭火气息的香味，钻进我的鼻腔。

循味望去，街口那个朴拙的烤炉旁，老师傅用铁钳夹出一枚表皮绽裂、淌着蜜汁的烤红薯。这滚烫地散发着原始香味的滋味，仿佛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段与红薯相伴的岁月。

童年时，母亲常把红薯洗净刨丝，放在篾垫上晾晒，制成红薯丝干，当作我们随手可取的天然的零食。母亲也会把红薯蒸熟后去皮，细细碾压、摊薄，然后撒上芝麻，切成小片，晾晒。失去水分后的薯片，抑制了微生物生长，保存期长，想吃时，在铁镬里炒一下，瞬间变得“香甜焦脆”，现在想来仍令人齿颊生津。

而蒸食是最简易健康的方法。蒸煮时，水汽氤氲，蒸后的红薯口感湿润甜糯。

我们小孩更钟情于烤红薯，经高温烘烤的红薯，部分淀粉转化为麦芽糖，甜度倍增，水分蒸发后，又赋予其绵密口感与诱人的焦香。

吃烤红薯最妙的还在掰开那一瞬，眼前绵润的色泽，恰如凝驻的晚霞，将融融暖意裹挟其中，让人惊喜顿生，仿佛眼前呈现的不再是食物，而是一道暖流。

母亲也会用红薯做红薯粉。她先把红薯磨碎，再把磨碎的红薯用纱布包裹后在清水里反复揉洗，此时水变成了乳白色，待乳白色的淀粉水沉淀下来后，倒去上层清水，将湿淀粉掰成小块，置于阳光底下晾晒，晒干后收藏，即是红薯淀粉，我们称之为“山粉”。

红薯山粉是菜肴勾芡的佳品，无论调做醋溜带鱼还是猪肝萝卜羹等菜肴，一经其点缀，那汤汁便浓稠明亮，口感顺滑。

当然，生吃的红薯，最好是挑经霜后的。记忆中生吃的红薯脆甜可口，味道跟现在水果店卖的“雪莲果”颇为相似。

红薯学名番薯，一个“番”字，点明了它的异域身世。这是原产美洲的作物，随西班牙人的航船辗转至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

清代陈世元撰写的《金薯传习录》记载，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在吕宋（今菲律宾）见到了这种“生熟皆可食，产量极高，且不择地而生”的神奇作物。当时的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红薯被视为战略资源，严禁外传。陈振龙为解家乡常受饥荒困扰之忧，冒着风险“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子上涂抹污泥以掩人耳目，历经七昼夜的海上颠簸，最终将薯藤带回了福建。其子陈经纶随即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呈献薯种并力陈其优势。金学曾是一位务实的地方官，他下令试种，果然“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不为害”，解决了当地粮食短缺问题。从此，红薯在中国南北广袤土地上扎下来，以其强悍的生命力，在无数灾荒年月成为了百姓的“救命粮”。

《本草纲目拾遗》等文献记载，红薯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等功效，使人“长寿少疾”，还能补中、和血、暖胃、肥五脏等。其中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此外，红薯中的淀粉酶可辅助分解食物，减轻肠胃负担。在现代营养学视角下，红薯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犹如一座“营养宝库”。

记得小时候，粮食产量低，买粮要凭粮票，红薯是家家户户重要的口粮补充。时光流转，现在粮票早已成为历史。

红薯品种繁多，如紫薯、蜜薯、烟薯、板栗薯等，各具特色，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食用需求。昔日曾发挥救荒济饥作用的红薯，今天成了健康生活的点缀。那些萦绕在记忆里的薯香，所承载的或许早已不是舌尖的滋味，是一条薯藤串起的时光脉络，一段由温饱到安康的岁月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