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荣

立冬已过，天气渐寒。

这天气总让人回想起以前冬日最不可或缺的那一口灶火，那升腾起全家饭菜的烟火气。

记忆最深处，那黑黝黝的煤球是定量配给的。当时，月湖尚书桥下有几间平房是做煤球的工场，家里每月总要买回煤球。父亲从邻居处借来手拉车，车上放着竹篾编的箩筐。我总记得那工场的喧闹声，专门的煤球机“哐当、哐当”地响着，吐出一排排整齐的蜂窝状煤球，有时去得巧，能看上许久。若遇上人多，还得排队。煤球娇贵，路上颠簸，到家总有些碎的，母亲总要细心地挑出来，将碎的与之前的煤末一块用水混拌，再捏成团，塞进炉膛里“省”着用。她说：“别看是煤碎末，攒起来也能烧一顿饭。”后来，煤饼出现了，呈扁圆状，有12个孔，比煤球耐烧，但我们家节俭的习惯依然，一个煤饼，有时用铁夹子从中间小心地剖开，当作两个用。

生炉子是项手艺活。先用火柴点燃废纸，放入炉中劈好的柴火间，等待火苗蹿起，再小心翼翼地架上煤球或煤饼。柴火有时也得花钱买，那时节，遇上烧饭的时间，满院经常都是呛人的青烟，若赶上风向不对，能熏得人直流眼泪。我若放学回家早，这生炉子的任务便落在我肩上。因技术发挥不稳定，有时守着那只冒烟不起火的炉子，用蒲扇拼命地扇，心里盼着那一点星火快快蔓延燎原，好让母亲下班回来立即操持一家人的晚饭。那时的炉火，来得慢，温温吞吞的，烹煮的时光也显得格外漫长。

后来，家里迎来了一个稀罕物——煤气瓶。银色的钢瓶，往厨房一站，透着现代气息。用软管连接灶具，拧开阀门，“噗”的一声，划燃火柴，一股蔚蓝火苗喷涌，比等候煤炉生起来可快捷多了，也干净了好多。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新奇无比。只是这便捷也带着一丝窘迫，每当煤气将尽，那火焰便会骤然萎靡下去，可是炒菜才炒到一半，菜还在锅里滋滋作响。便只能用力摇晃那沉重的钢瓶——这是穷尽最后一缕煤气的秘诀。钢瓶在摇晃中发出液体沉闷的晃动声，火焰果真会回光返照般蹿高一层，争分夺秒地将菜肴烹熟。

此时，我已长大成人，换煤气的工作自然落在我身上。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用后座架的铁钩挂上空瓶，到解放南路的煤气站去换瓶。那时凭票供应，煤气站前总是排着长队。工作人员熟练地检查阀门，将空瓶搬进去，换出一个沉甸甸的满气的瓶，我将之再挂到车后座上。回桂井街的家的路上，有好几个急转弯，当时市第一医院门口的柳汀街还不是直通路。骑车时便双手用力握住车把，全神贯注才能保持平衡，到家时，手掌已被车把勒出深深的红痕，许久才消。

再后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拆迁、搬了新家后，新房子接通了天然气管道。那天，安装师傅只用半小时，拧紧接口，打开阀门，蓝色的火焰便瞬间喷涌而出，旺盛、均匀、稳定，再不用那些摇晃、搬运的麻烦事，母亲站在灶前，怔怔地看着那团火说道：“这火，真好用。”待在厨房的时光也仿佛按下了快进键，做饭炒菜的时间大大缩短。从生煤球炉到用上天然气，不过30多个春秋，用火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厨房间，那炉灶上跳跃的火光，燃烧的是寻常百姓家的柴米油盐，映照的，却是一个时代奔腾向前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