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兰 文/摄

晨光斜斜扫过食品柜的玻璃门，在柜角投下一小片温暖的影子——那对铅色的锡瓶就立在那儿，瓶身蒙着一层岁月的薄尘，却像藏着一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晴日。

想起那年国庆节，我倚在自家门槛上，抬嫁妆的汉子们脚步停在院门口时，阳光“叮”地一下撞在系着红绒的锡瓶上，晃得人眼晕——这哪里是锡，分明是两块被揉得发亮的银子，温暾地淌着光。

“那是装糖、饼干等零食的。以后嫂子家来客人，就从这里抓块糖，取块饼干，想想就够甜蜜。”我攥着衣角想，等我长大，也一定要有这样一对锡瓶，甜得能让嘴角翘一整天。

“锡瓶”是我们平时叫的土话，其实书面语叫锡罐——就像锡酒壶、锡烛台那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姑娘出嫁时，嫁妆里少不了的物件。

它们刚做出来时银亮银亮的，光映在上面能晃眼。是日子慢慢把那层亮磨掉了，如今成了沉沉的铅色，倒添了些温厚的旧意。

从前它们可不是摆着看的。腊月里揭开瓶盖时，先是一股焦香裹着锡器的凉劲儿钻出来，里面躺着自晒的年糕干，咬着脆响；冻米糖蓬松得能捏出粉；炒瓜子的甜香沾在瓶壁上，指腹一抹，入口细碎温软，是最被小孩惦记着的宝贝。如今它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早不用来装东西了，却仍在食品柜里占着个位置，成了藏着旧时光的摆饰。

这一对锡瓶不算大，高不过25厘米，分瓶盖和瓶身。瓶颈是段短短的圆筒，高2厘米，直径10厘米，往下看类似于一个圆鼓鼓的球，细看是由8块梯形的锡片焊接起来的。每片表面分别刻有：双喜字、翘着尾巴的喜鹊、勾着细叶的兰花，还有蜷着花瓣的菊花，都是两两相对。刻得不算精致，却透着股实在的喜气。瓶盖是个严丝合缝的套子，套在瓶颈上大小刚好，没有一丝多余。盖顶的手柄是只小小的狮子，站得笔挺，捏住它掀盖、盖盖，倒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对锡瓶这般小巧，是因为那时锡金贵，材料凑得不易，大半是母亲嫁妆里那只旧锡瓶，剩下的碎锡块，是我中学毕业后在工厂一点点攒下的。

那时我在一家小厂上班，厂里替一家电池厂加工电池套，接缝处得用锡焊。锡条按产量发，厂里有个“巧”规定：谁焊得好，省下来的锡条就归谁。还常搞技术比武，比谁焊得又薄又匀——焊得匀了，用的锡自然就少。

我起初哪懂这些，电烙铁的尖儿总带着灼人的红，握不稳，烫得左手食指起了水泡，挑破了贴块胶布接着练。焊缝要么凸得像小疙瘩，要么凹成个小坑，还沾着些碎米粒大小锡粒，返工是家常便饭，锡条也总不够用。

后来跟着师傅学，看他捏烙铁的角度，学习他控烙铁的火候，自己再一遍遍试着练。慢慢悟到：握烙铁时手腕要保持平稳，烙铁刀刃与焊接缝保持垂直，焊接一刹那力道要匀，速度要快。返工的次数渐渐少了，锡条也从不够用到有了节余。尤其记得第一次省出的那一点点锡头，我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肚反复摩挲着，锡的凉意渗进皮肤，心里却烧得慌——那是离“有一对自己的锡瓶”最近的一次，内心激动不已。以后每回省出一点，就小心翼翼往一只盒子里塞，想着凑够了就能做锡瓶，内心便一阵莫名的激动。

再后来，竟在全厂技术比武中夺魁，厂长还宣布我的产品免检。日子在指缝里伴着烙铁的温热缓缓流过，盒子里省下的锡边角料，不知不觉中也攒下不少。

材料凑齐了，母亲请了锡匠上门来做。怕锡匠在制作过程中“落所货”（宁波话，偷拿点材料），母亲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锡匠把装有锡条的容器放在火炉上时，她双手握拳，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炉膛里的火光。锡条熔成银亮的锡水时，她往前凑了凑，连呼吸都放轻了。锡匠把锡水缓缓倒进模具，母亲趁他转身拿钳子的空当，飞快地往模具里瞄了一眼，怕那点宝贝锡水长了腿跑掉似的。不一会儿锡匠从模具里钳出锡片，看着锡片边缘被木榔头“塔塔”敲平、焊合，直到小狮子手柄焊在瓶盖上，才放松了警惕。

如今指尖再触到锡瓶的凉意，顺着瓶身的刻痕摸过喜鹊的尾羽、兰花的细叶，那些旧时光就跟着活了——母亲凑在模具前的侧脸，工厂里烙铁尖的那点红，还有第一次攥着锡头时心里的热，都藏在这铅色的瓶壁里，温着、亮着，就像从来没走远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