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波 文/图

又是一年新学季，年轻学子们如汛期的鱼儿，纷纷洄游归校。我也被这股朝气感染着，只是听说如今还有大学为招不满学生而犯愁的事，抚今追昔，回望母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真是感慨“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说起母校在哪里，许多人会满脸自豪。但作为电大毕业生，被问及母校，有人可能会一时茫然，而我和我的电大同学则会伸手指向空中，以高八度的铿锵声音回答：喏，就是这一所！电波能传多远，电大就有多大；伸出手来，就能触到母校博大的胸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一面是十多年来的求学者，一面是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头几年，有些地方高考录取比例低至三十比一。记得我们班五十来人，头两年每年仅3人考上大学。余下的同学见升学希望渺茫，渐渐没了心气，有的临阵弃考，有的进了考场也是“重在参与”。

生活的艰辛与年龄的增长，让我们迈向大学的步履越来越沉重。我和大多数同学相继进入工厂，穿上工装，当上了工人。

上世纪70年代末，从黑白电视机和高音喇叭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建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的新闻传来，得知单位有名额分配、考试难度比普通高考低的消息，我们既兴奋窃喜，又有些急不可耐。记得当时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情急之下打电话托同事报了名。我还听说，有人是从隆隆的机器下钻出来，没脱工作服，带着一身油泥就去报名，把电大招生工作站簇新的签字笔捏得墨黑，报名表上也留下斑斑油渍。

通过单位组织的电大统一考试，当我们怀揣电大学生证，正襟危坐听课时，那一刻，尽管是乘着电波遨游知识的天空，但圆了大学梦的庆幸依然难以掩饰。那时开播的电视频道寥寥无几，电大第一届文科班主要以广播授课为主。讲台中央摆上一台收音机，一到早上8点整，喇叭里传来熟悉的电大开播曲，我们顿时兴奋起来，挺直腰杆，翻开讲义，便进入了上下五千年的时光隧道。

在这电波里，我们领略了屈原的忠魂、秦始皇的雄才、范仲淹的忧怀；见识了司马迁的风骨、文天祥的气节；聆听了李白的吟月、杜甫的悲悯、曹雪芹的叹息；读懂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深邃……

当时的电大汇聚了国内众多一流名师。谁曾想，当初未能叩开大学校门的我们，竟能在家门口聆听名牌大学著名教授的讲课，这还真有点“塞翁失马”的意外福分呢！

我们班里清一色都是在职职工，电大校方依据这一特点，在文科班实行半工半读：上午捧书上课，下午挽袖上班；写讲话稿是练笔，改宣传稿是作业——这大大拓宽了电大的教学天地，犹如把校园延伸到了车间、厂房和工地。

作为企业，职工中理工科人才济济，文科人才却相对稀少，这一度使企业形象宣传乏力。随着电大教学进度步步推进，我们及时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工厂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工作成了最好的实践。许多同学相继担任了党办主任、企业秘书、宣传干事、电视台编辑和记者等角色，知行合一促成长，“笔杆子”有了两下子，“政工师”有了真本事。

自那以后，企业先后斩获“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受国务院表彰的十四家企业之一”等殊荣，其中每一块锃亮的奖牌背后，都凝聚着我们电大生的智慧与心血，收获季节里的电大已是沃野千里、桃李芬芳。

尽管后来我是“不待扬鞭自奋蹄”，又去了有围墙的大学，再次充电修学了第二专业，有了第二母校。但如今，每当坐下来看电视，在路上听广播时，我常常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母校的怀抱。在我看来，与其他名门学府的毕业生相比，我们电大毕业生更多了一层豪迈气——无论走到哪里，电波总萦绕着我们低回，母校总伴随在我们身边，就像母亲总呵护着我们前行。她以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施教天下，哺育大众，在提升全民族素质的千秋基业中，功盖天地，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