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良

我感觉宁波作家天涯的最新长篇小说《信客》，比其以往小说更有质感，朴素的叙述颇有现场感、氛围感。其原因首先是人物、故事与时代社会的有机融合，人物、故事的时代性、社会性得到充分体现，小说的文学性因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支撑而更具历史的厚度和意义的深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小说不仅反映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上世纪三十年代间时代的变迁以及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且描述了信客行业以及信客联合会的运作，蒸汽轮船和乡村航船的并存，直至现代银行、邮局的出现，传统家庭关系的变化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小说具体地记录了送信资费，轮船、航船票价，西式糕点的价格，家庭的生活开支等，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德国的斯勒兹说，“统计是动态的历史，历史是静态的统计”，统计数据是时代、历史的另一面镜子。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小说反映了宁波的饮食文化，婚丧嫁娶的习俗，人情往来风俗等，颇有宁波味道、海上风情。

小说没有试着去揭示时代的变因，但小说展现了时代的变迁。比如运河交通的衰落，轮船营运的兴起，信客行业的萎缩和邮局的出现，这些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工业革命对中国乡村社会以及百姓传统生活的冲击。上海是近代化的桥头堡，展现的是时代最前沿或者说是世界最前沿的社会生活图景；宁波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代表，而沈家村、陈家渡则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缩影。信客是串连上海与宁波、现代与传统的媒介，他们既是物流、信息的连通者，是亲情、乡情的连通者，更是思想观念、社会风气的连通者。所以，信客虽然是个体，是乡村的一员，但其实是时代社会变迁的见证者和社会变革讯息的传递者。由此看，在清末民初，宁波不仅是被动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应对。小说选择“信客”这个题材就很有时代和文学的意义。

文学中的人物是沉浸在时代的洪流之中的，随时代波涛俯仰起伏，绝少有人能超脱于时代之上，站在时代洪流之巅。小说《信客》中，人物性格和思想认知的变化，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随着宁波与上海等外地城市沟通的越来越频繁和便利而发生变化的。三代人，从常走到常行，再到常安，从沈儒行到沈洋河（沈洋江），再到沈芸兰，下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思想认识和生活追求均不一样。第一代专注个人生活、家庭，外出到上海闯世界、谋生活；第二代开眼看世界，对时代变化有了朦胧的认识，但并没有清晰的觉醒；第三代开始有了思想的自觉和追求的能动。小说最终，常安跟随曹先生、沈先生外出寻找出路，既是寻找个人的出路，也是寻找中国乡村的出路，乃至国家民族的出路。常安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源于时代的进逼、生活的压迫。国民党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侵蚀、毁坏了中国乡村原有的秩序、生活，逼得中国百姓没有活路可走。如果不去寻找出路，只能如曹先生所言，如覆巢般破碎灭亡。因此，小说的结局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时代社会变迁带给人物命运的必然性。

人物命运从时代中来，从社会中来，又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这种逻辑关系始终隐含在小说中间。由此，人物的命运、选择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所谓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美中不足的是，意料之中多了点。

如果要提点意见，就是情节的叙写（包括爱情、家庭以及生意场等）可以更具故事性、命运感，朴实的笔触下还要有浓烈的情感奔涌，以引起更为强烈的共鸣；人物性格应该更加鲜明，更具时代感，以凸显小说的主题性、思想性。另外，关于老宁波、十里洋场以及运河两岸、外滩码头的自然风貌和民俗文化可以再增添一些笔墨，那是时代、生活的晕染。

（《信客》宁波出版社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