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

□陈云

母亲有三个孩子:我、姐、妹。相比姐妹,我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

母亲病逝后,我去灵堂与母亲作最后告别,我没有流泪。恍恍惚惚的一直觉得母亲还在,仿佛我喊一声:妈,她马上会答应:哎,作嗦(什么事)?那几天我的情绪都很平静,跟往常一样,没多大起伏。直到某天深夜,忽然惊醒: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祥的面容了!瞬间心如刀绞,悲恸不已,热泪泉涌,难以止住。又不敢出声,恐惊醒家人,黑暗中抓起浴巾,蒙住脸,无声地哽咽着,久难停歇……

外婆生养了6个孩子:三个女孩、三个男孩,母亲是老大。22岁婚前,母亲和外公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婚后,父亲长年在外省工作,每年仅春节回家一次。母亲侍奉公公,养育三个孩子,抽空还承接居委会的手工编织活贴补家用。母亲47岁到51岁的四年间,儿子半身截瘫、丈夫病故,母亲自己从社办企业退休,失去经济来源,这一切,母亲都默默承受下来。我伤后先后在县人民医院住院、地区医院手术、杭州医院康复、武汉医院移植,母亲始终陪护在我身旁,没见过她流一滴眼泪。

母亲的坚强令人吃惊,仿佛千斤重压也难以将她击倒;母亲的坚强,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让我有足够的勇气跨越人生中一道道沟沟坎坎:艰难的康复锻炼、四次全麻大手术、重返工厂上班、无休无止的神经痛……自强自立面对今后的生活。

我家的规矩蛮重,尤其在爷爷和父亲面前,言行举止不能逾矩,以至于家里的氛围比较沉闷、压抑。只有当母亲在的时候,才显得轻松一些。母亲1957年初中毕业于鄞县第一中学(现鄞州中学),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母亲的思想较为开放,尤其表现在子女教育上。从小,我对电器类物件特别感兴趣,总想弄明白其中的奥妙,那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拆!拆起来容易,但“败家子”的罪名我难以承担。也只有在母亲的默许下,我才有胆量,我的好奇心、探索心才得以满足。于是,家中带“电”的物件遭了殃:手电筒被拆得四分五裂,仅有的一台凯歌牌双波段收音机,被拆得七零八落,我还打上了飞跃牌黑白电视机的主意……

长大后,我做了电工。有小时候练就的“拆”字功做基础,电工技术学得飞快,顺带爱上了无线电,学到的无线电维修技术,虽说达不到独立开店的水平,但做个家用电器的保健医生,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母亲开明的家教理念。

1990年秋,我看到一篇医学论文,大意是:移植大网膜至脊椎,能改善神经血液循环,使麻木的下肢得到恢复。作者是武汉一家医院的宋医生。经过联系,打算去手术。母亲陪我一同前往。术后,为让我快速恢复元气,母亲租用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小煤炉,每天去临近的菜市场购买鱼肉虾为我补充营养。有次跟护士聊天,小胖护士对母亲开玩笑道:“您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他是个讨债鬼呦!”母亲笑着回怼:“以后我还要靠儿子来养老呢。”这一幕被我牢牢烙印在大脑中,“讨债鬼”仨字尤其刺耳。母爱的无私,从来都是单向奔赴的,只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康幸福,却从不计较有没有回报。

疫情前一年,老屋重新装修了一番。次年除夕中午,请母亲和姐姐姐夫来我家吃年夜饭。那时母亲已患有帕金森综合症、阿尔茨海默症等多种老年病,走路不太利索,起坐也较为困难。进门后,母亲落坐于我身旁的沙发。我忽然想起柜子里的砂糖橘忘了拿出来,嘟囔了一句。话音刚落,一旁的母亲颤颤巍巍站了起来,问我:橘子在哪里?我去驮来(我去拿来)。母亲的下意识行动瞬间让我破防!

我双腿残疾几乎没有知觉,从坐着到起身走路有不少程序,故而行动多有不便。早些年跟母亲住在一起时,只要母亲在屋里,我就叫唤一声:妈,东西给我驮驮来。母亲总是有求必应,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过来帮我,从没有厌烦的时候。天长日久,叫母亲代步拿东西由习惯成了自然。可母亲现在年事已高,自己连起身走路都很困难,还是不假思索地为儿子当“腿替”……这情形,天底下除了母亲,还能有谁?

母亲86岁走的。弥留之际,知道她最牵挂的儿子家庭和睦、病况稳定、疼痛可控,她走得很放心,走得很安详。

2024-09-05 2 2 宁波晚报 content_173117.html 1 3 我与母亲 /enpproperty-->